社会，即是由生物与环境形成的关系总和。人类的生产、消费娱乐、政治、教育等，都属于社会活动范畴。动物或其他生物社会行为也属于社会范畴。社会指在特定环境下共同生活的生物，能够长久维持的、彼此不能够离开的相依为命的一种不容易改变的结构（社会又被歪曲，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5篇 , 供大家参考选择。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5篇
【篇一】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构建完善市域社会治理法治体系 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作者：贺志明 吴诚来源：《新丝路（下旬）》2020年第01期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委托项目，编号：19WTB05;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课题，编号：18C10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要加快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集约高效的市域社会治理法治体系，实现社会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在法治轨道上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防范社会风险、化解社会矛盾，推动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和法治中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牢坚实基础。
ー、构建市域社会治理法治推进制度体系
1.坚持和完善落实市域社会治理党的领导工作制度
市县机构改革后，市域各级依法治理委员会要迅速进入角色、全面履行职责，把党的领导贯彻到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全过程和各方面，确保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落到实处，保证市域社会治理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如，在宁乡市白马桥街道经典生活小区的联合支部的带领下，经典生活小区联合支部党员时刻牢记自己的党员身份，带领小区业委会、物业、监委会、志愿者队伍，积极参与经典生活小区的建设和管理，为打造和谐的邻里关系贡献自己的力量，也打造了白马桥街道小区治理的成功经验。
2.坚持和完善落实市域社会治理法治责任工作制度
市域各级党政主要领导要认真履行职责，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社会治理，督促各级领导干部在法治之下，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加快完善市域部门条线党组织主要负责人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的约束制度，切实解决“单位多难统筹、任务多难落实、困难多难破解”等“三多三难”问题。在长沙市就涌现了“枫桥式公安派出所”。如，雷锋派出所“探索枫桥智慧，弘扬雷锋精神”。全面推行以密切警民关系为主线，以警务前移、警力下沉、贴近群众、服务群众为目标的警务战略，实行2+2+N的社区警务工作新模式，建立“三民”“三建”“三巡”“三扶”的打防管控一体化警务机制，让“雷锋精神和枫桥经验”惠及百姓，得到了各级领导、人民群众的高度肯定和一致好评。
【篇二】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推进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作者：陈一新;
作者机构：中央政法委;
来源：公民与法：法学版
ISSN：1006-7590
年：2018
卷：000
期：008
页码：P.3-6
页数：4
中图分类：D630
正文语种：CHI
关键词：国家治理;治理体系;社会治理现代化;基层治理;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
摘要：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在市域范围的具体实施,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市域社会治理既要贯彻落实好中央关于国家治理的大政方针、制度安排、决策部署和上级的任务要求,又要立足实际对本市域社会治理统筹谋划、周密部署、推动实践,在国家治理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就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
【篇三】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扎实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作为全省第一期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我市通过补短板、固底板、优长板、树样板，努力探索具有岛城特色、时代特征、市域特点的社会治理模式。
一、补短板，构建上下贯通的指挥体系
市级层面负责统筹协调，成立由市委主要领导同志任组长的平安建设领导小组，建立平安建设协调机制，有效整合资源力量，形成责任共负、任务共担、机制共建、平安共创的工作体系。区市层面负责组织实施，围绕市域社会治理的目标任务，提高协同高效的组织实施能力，压实各方责任、聚焦解决问题、推动任务落实。镇街层面负责强基固本，制定政法委员职责规范，完善镇街综治中心建设，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全面打通市域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村居层面负责有序运转，全面理清村居职责边界，加快基层网格融合步伐，推动网格员队伍规范化管理，夯实基层社会治理的“底座”。
二、固底板，创新风险防范的治本之策
主动创稳，汇聚社情民意“晴雨表”，摸准摸清群众关注点，扎实搞好大调研、大摸排、大访谈、大化解四大行动，加
大矛盾纠纷隐患的排查力度，及时消除苗头隐患。源头维稳，拧紧社会稳定“安全阀”，抓准抓牢防范基本点，推动落实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和舆情风险双评估，实现稳评工作规范化、评估领域多元化、评估参与社会化。调解促稳，打造纠纷调处“终点站”，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开展“最多访一次”、信访“三无”镇（街）和“无讼村庄（社区）”创建活动，确保老百姓对矛盾纠纷调处的态度、过程、结果“三满意”。
三、优长板，提升公共安全的防控能力
打造网格样板，按照“依地划格、依格定责、权责一致、赏罚分明”的原则，把不同部门划分的12类网格融合起来，实现大事全网联动，小事一格解决。创建“智防”特色，推动雪亮工程建设提档升级，运用人脸识别、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提高事前预测预警预防能力，构建起全域覆盖、智能感知、动态预警的防控体系。勇当“心防”标杆，启动“心智谷”建设，健全市、区（市）、街（镇）、社区（村）四级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和疏导机制、危机干预机制，促进疫情后的心理重建，激发社会正能量，消解社会负能量。趟出“共防”新路，建立健全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组织体系，探索建立市场化纠纷解决机制；完善对社区服刑人员、刑满释放人员关怀帮扶和管理救助体系，落实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强制医疗、以奖代补、救治救助等政策，落实“3个100”制度，确保各行各业、各个领域
安全监管到边到底。
四、树样板，打造全国一流的工作亮点
强力推进“一区市一特色，一部门一亮点”创建，支持具备优势、条件成熟的行业和领域，先行先试，率行突破。建设好一个中心，高标准建设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按照“综治中心＋综治信息系统＋n”的模式，打造集治安防控、矛盾化解、平安创建、维护稳定、网格管理于一体的市级社会治理指挥平台。开展好一项活动，深入开展“我有不满·我要说话”民声倾听主题活动，广泛听民意、解民忧、纾民怨，倡导本地的事就在本地解决，做到“门要全开、单要全收、事要全解”。推进好一场攻势，紧扣“城市更安全、社会更安定、人民更安宁”的目标，持续推进平安建设攻势。
打造“社区治理共同体”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
网络
经验信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近期，我县在城区打造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处级干部分片负责、驻区单位统筹联动、机关党员报到服务、社会力量深度参与”为主要内容的“社区治理共同体”，进一步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构建协同机制，打造“社区共同体”
立足城区规划布局，结合各区域人口规模、发展布局、功能定位等因素，以县城区11个城市社区和7个城郊社区为基础，
科学划分18个城区治理片区，全县110个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分别下沉联系1个片区，3100余名党员主动到社区报到，认领服务项目、参与社区工作。对18个“社区治理共同体”实行由1名县处级干部牵头抓总、1个县直单位统筹主抓、其他驻区单位全力配合的协同治理机制，建立健全定期议事、集中会商、联系沟通等制度，实现片区内的资源整合和工作配合。
二、强化队伍建设，培育优秀“领头羊”
着眼城市基层治理工作需要，建设高素质社区工作者队伍。对现任社区“两委”干部进行综合考核评价，对不合格、不胜任、不称职或达到退休年龄的社区“两委”干部予以调整，选
拔一批党性强、能力强、服务意识强的社区“两委”干部，确保每个社区“两委”干部达到5至9人。县委从县直单位中选派乡科级干部或优秀年轻干部担任驻社区第一书记，乡镇（区、街道）根据工作需要设岗招聘社区专职工作者，社区根据实际情况培养2名以上后备干部，全方位充实社区力量。
三、创新治理办法，服务“最后一公里”
坚持党建引领，推动驻区单位党组织和社区党组织共融共建，建立双向组织生活会制度，推行联合主题党日，开展各类共建活动。结合党员到社区报到，定期开展志愿服务，参与社区服务、环境治理、文明创建、应急处置、治安管理等工作；推行“居民按需点单、社区归类收单、部门认领交单”为内容的菜单式服务模式，对入户走访和开展服务时收集到的居民诉求、发现的问题，规范提交、汇总整理、分类办理、及时反馈，有效畅通服务群众渠道。“七·一”期间，各驻区单位党组织和所在社区党组织联合开展主题党日活动300余场，开展“昼
访夜谈”活动80余场，社区报到党员开展志愿服务2000余人次。
【篇四】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关于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思考
关于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思考
中国特色市域社会治理的目标在于增进人民福祉，让人民感受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市域社会治理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和《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市域社会治理创新。推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要始终围绕主要矛盾的新变化，着力在满足人民群众“最盼”治理事务上下功夫。市域居民的住房、就业、工资待遇、劳动权益保障、弱势群体的救济救助互助、老年人群心理关爱、鳏寡孤独等特殊人群志愿者服务等关乎人民群众的生存权、发展权等权益保障，是人民群众最渴望得到改善与保障的问题，也是市域社会治理的要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显著优势，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统领各个领域，贯穿各个环节，涉及各个方面，也必然是社会治理领域的核心理念和价值根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贯彻“民生为本，不断增进民生福祉”理念，把群众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切实做到把群众的关切点作为工作的着力点，畅通实现群众利益渠道，从人民群众的心愿中寻求思路，使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一、市域社会治理与民生保障的一体两面
市域社会治理是已有的国家治理在市域范围的自然延伸、具体实施与因地发展。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在市域范围内的具体实施和浓缩反映，是依托具体的城市区域而发生的治理活动的统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深入开展脱贫攻坚，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坚持和完善民生保障制度、夯实民生保障制度基础的维度，对民生制度体系建设作出新的安排，必将为民生建设提供更加科学有效的制度保障。民生保障与市域社会治理是统一的，它们互为前提和条件，是社会建设的一体两面。一方面，从根本上说，现阶段许多社会矛盾恰是民生保障不健全引起的，人民群众的就业养老医疗等基本民生问题得到切实解决，社会矛盾便自行化解或减少了。民生保障制度的完善必然为市域社会治理创造良好的群众基础和人文环境，提高市域社会治理的效能。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市域社会治理水平提高了，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必然大大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公平感，民生保障的制度优势必将得到有效释放。市域社会治理为了人民。新时代的市域社会治理必须始终坚守人民立场，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市域社会治理的根本目的，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意愿、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市域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市域社会治理的每个环节和各个方面都应回应人民最迫切的愿望、解决人民最急迫的问题、关心人民最切身的感受。在社会主要矛盾深刻变化的新时代，人民对市域社会治理有了新关切新要求新期待，现阶段市域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难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映射。因而，提高市域社会治理水平的关键和秘诀就在于，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切的民生保障、公共安全、公平正义、安居乐业、和谐稳定、生态宜居等社会问题，这正是“市域社会治理为了人民”的应有之义。市域社会治理必须坚持人民需求居首、人民利益为先的决策意识，坚持以人为本、治理为民的工作导向，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人民美好生活三位一体实现。
二、市域社会治理应着眼于解决人民最盼最急最忧最怨的突出问题
市域社会治理应该是在党委的主导下，政府部门、专业机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城市市民等主体依照国家法律和相关规则共同参与城市公共事务治理的过程。
市域社会治理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从让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情做起”，把市域社会治理实践切实转化成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实践。当前，社会领域的突出问题有四个：其一，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问题；其二，环境整治和生态文明问题；其三，少数群众生活困难和生存危机问题；其四，公共服务供给不足、质量不高、分享不均问题。《决定》提出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健全公共安全体制机制、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等，正是抓住了市域社会治理的要害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离不开科学的制度创新，也离不开高效的治理能力，更离不开市域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合力。只有把制度、实践统一到“人”上来，才能真正发现问题、有力解决问题、避免更多问题，这正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深意所在。
聚焦解决市域社会治理突出问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一，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始终聚焦人民群众的新需要，找准公共服务的短板，下大力气提供优质精准的公共服务。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解决好群众办事的难点、堵点，让群众少跑腿成为常态。紧盯群众需求变化，继续加大民生供给，转变服务方式，及时提供更加优质化多样化人性化服务，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切的就业、医疗、教育、养老、食品安全等民生问题。其二，创新矛盾化解的样板。加强源头治理防范机制落实，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机制保障的制度通道，真正把各类矛盾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完善人民信访制度，推行领导干部，特别是市县领导干部下基层大接访制度。充分发挥仲裁、行政复议、诉讼等作用，探索建立“互联网+调解”一站式纠纷解决服务机制，以多元方式方法化解不同的矛盾纠纷，努力使市域成为化解矛盾纠纷的终点站。
着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市域社会治理格局。其一，推动治理平台多元。健全完善组织化动员和社会化动员相互补充、常态性动员和应急性动员相互结合的社会动员体系，激发社会力量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的内生动力。探索建立促进市场主体履行社会责任的激励约束机制，积极引导帮扶、支持鼓励企事业单位利用技术、数据、人才等优势参与市域社会治理。注重强化“两代表一委员”作用，搭建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支持市域社会治理的平台。其二，推动治理力量多维。积极构建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群团组织为纽带、各类社会组织为依托的基层治理工作体系。在村（社区）探索建立公共服务圈、群众自治圈、社会共治圈“三圈”制度，最大限度地发挥基层群众的主体作用。进一步加大基层服务类、公益事业类、慈善互助类、专业调处类社会组织的扶持力度，打造社会组织公益服务品牌，更好发挥在市域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其三，推动治理资源多样。结合政府职能转变，以政府购买服务为重要杠杆，研究制定细化政府购买市域社会治理方面公共服务的具体名录，规范购买服务机制、流程和绩效评估办法，逐步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主要由政府提供、非基本公共服务主要由市场提供，努力实现市域社会治理资源的整合利用和高效调配。这要求市域党政机关、公共服务部门、群团组织构建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职能体系，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联系广泛、服务群众的群团工作体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推动公权力系统、执法司法机构、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志愿者协调行动、增强合力，切实在满足人民群众“最盼”治理事务上下功夫，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
市域社会治理成果由人民共享。市域社会治理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市域社会治理的成果必然由人民共享、由人民检验。人民群众是一切市域社会治理活动的感受者和评判者，市域社会治理成效如何，最根本的取决于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公平感如何，取决于人民是否得到了真实惠、真利益、真满足。市域社会治理成果要最大可能实现全面覆盖，让最广大的群众受益、在最长的时期有效、往最精细的地方发力。《决定》指出：“推动市域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更好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正是要实现社会成果由人民共享。同时，人民群众共享市域社会治理成果，不是一个被动接受的过程，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以人民群众满意度为指标的评估、论证，及时听取人民群众意见，及时调整市域社会治理内容和方法，不断提高市域社会治理的质量和效果，让人民在市域社会治理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篇五】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有关“枫桥经验”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调研报告
关于“枫桥经验”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调研报告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从“枫桥经验”到市域社会治理，这是一个由下至上连续性、梯度性、突破性变革的过程，体现了党在基层和市域两大区域统筹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市域社会治理助推省域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决心意图。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个由“市域” “社会”“治理”“治理现代化”多类范畴组合而成的全新体系，人们总体对其仍较为陌生。从成熟、成功而又相近、相连的“枫桥经验”着手，通过知识迁移，把握“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属性，形成相融互促、同频共振效应，对深入理解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枫桥经验”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在关联 “枫桥经验”是一种依靠和发动群众，以综合管理的方式方法将矛盾纠纷化解于基层、化解于萌芽状态，从而实现社会稳定有序的基层治理模式。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是20XX 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最热词汇之一，其意为整合基层未有或不足的治理主体优势、资源优势和基础优势，在市域范围内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枫桥经验”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紧密的联系。
(一)价值功能一致 “枫桥经验”的实质内核是“矛盾就地预防化解不上交”。就像一个稳压器，即使在遇到狂飙疾进的掘金时代，也能把外界紊乱的社会秩序过滤在本镇甚至本县以外。而市域社会治理的总体思路设计同样是“以防范化解市域社会治理难题为突破口”“努力使市域成为 ___的‘终点’”。近年来，随着农村城镇化、区域一体化、城市群以及大湾区建设等新型空间形式产生，新问题新挑战不断向市域汇聚。市域作为省域与县域之间的承接中枢，拥有比县域以下层级更多的“自选动作”、更足的治理资源、更大的治理空间和更强的治理能力等，在如何使风险矛盾“化解在萌芽、终结在市域、避免不外溢”上，既与“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枫桥经验”殊途同归，又能够在新型空间态势下，依靠市域“主导者”身份和地位打通城市间、城乡间合作共治的“任督二脉”，形成区域更广、效果更佳的城市版“枫桥经验”。
(二)方式方法相通 “枫桥经验”从乡土社会、熟人社会而来，面对具有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乡民，除了强调司法兜底作用外，更多是采用说理、调解、帮教、治保、矫正等柔性手段，由此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市域社会是一个兼农业时代“熟人”、工业时代“陌生人”和信息时代“网络人”于一体的混合型社会，治理对象五湖四海、线上线下，其社会层级、价值理念和利益结构错综复杂，因而治理方式方法更应像“枫桥经验”那样灵活多样，避免“一刀切”。xx指出， 做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需要运用协商、契约、道德、习俗等社会内生机制以及法治方式综合化解纷争、规范社会行为，并且善于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增强政府决策部署的科学性、风险防控的精确性、打击犯罪的实效性、执法办案的公正性、公共服务的便捷性，等等。这些治理方式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到“枫桥经验”的身影，且在市域社会治理上进一步演绎为组织力、矫正力、控制力、动员力、辐射力等的全面贯穿、全方位渗透。
(三)成效作用互鉴 市域管辖人口多、地域广、各行政层级服务水平与治理能力参差不齐，此外，有些市与市之间还存在诸如水界、林权、矿产等纠纷，需要市域社会治理更具统筹性、综合性和协调性。“枫桥经验”作为中国基层治理的成功样板， 其做法为市域社会治理夯实了基础，提供了素材，让市域社会起点更高、视野更阔。而市域作为承上启下的枢纽，既与省域和国家治理任务对接，亦对基层治理提供实质而强有力的统筹支持，促使优质资源和服务从城市“高地”流向基层“洼地”，形成以点带面、以城促乡带动整体性发展的良好格局。例如， 市域的地方立法资源，可以进一步对发展已久的“枫桥经验”进行理论提炼和制度设计，加快其制度化、法制化、规范化进程，以此增强复制推广的内生动力和持久力，避免“枫桥经验”内卷化、形式化、标签化。
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全新课题，国家尚在谋划布局阶段，地方在理论和实践上也不乏探路者。例如，xx“xxx”模式、xx“xx” 行动、xx人工智能化治理等，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也存在一些亟须破解的问题。
(一)风险预测预防不够 从农业化向工业化、农村向城市化急剧转型，伴随而来的是城乡发展差距扩大、城市 ___失衡、资源能源短缺以及公共安全事故增多等整体性风险。这种主要由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风险，早在xx多年前就引起xx关注，并告示“ ___社会因巨大的变迁正步入风险社会，甚至将可能进入高风险社会。”面对风险，政府无论在认知还是行动上都存在“慢半拍”现象： 一是认知上缺乏现代化反思。风险的突发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让政府迟迟意识不到其来临，或者以为风险降临也只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无须过度紧张。
二是行动上低效、失效。风险并非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具有跨区域、跨领域、跨层级、相互关联转化的叠加效应，“不仅远离个人的能力，而且也远离更大的团体甚至国家的控制”，因而需要通力合作治理。在现实生活中受条块分割、部门分化、多头管理等体制机制影响，各区域各部门“各为其主， 各唱各调”，越位、错位和缺位等乱象严重。这种“有组织地不负责任”，不仅不利于原生风险的防治，反而引发各种次生风险。
(二)基层治理基础不牢 基层历来是问题最为复杂尖锐的前沿地区，是市域治理体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在社会变迁中，基层治理体系的不稳定性主要体现在： 一是基层公共服务供给缺失与失衡。新时代人们对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的需求愈发提高，这种自下而上的诉求与市域自上而下的威权造成一种内在张力和紧张关系。在现有政治逻辑和权责倒置情况下，正所谓“看得见管不了，管得了看不见”， 基层政府在公共服务产品的数量、质量和均衡性上“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及时有效地满足民众需求。
二是基层治理缺乏整体性与可持续性。基层政府面临的矛盾风险千头万绪，导致其“见树不见林”“头痛治头脚痛治脚”。对于实在难以治理而群众呼声又极高的沉疴痼疾，往往只能以“空头支票”“口号治理”权宜性敷衍，长此以往容易陷入“塔西佗陷阱”。
三是基层腐败侵蚀民众“奶酪”。基层 ___、吃拿卡要问题虽然不如“大贪大腐”那样震撼，但会直接导致党和政府的惠民政策在基层扭曲变异，直接损害群众切身利益，啃食群众获得感，因而群众对此不满情绪最为强烈。
(三)群众参与不足和无序 对于那些真正参与市域公共事务的市民群众，其根本动力不在于政府动员，也不完全出于对公共事务的热心和认同，归根到底源于斯密所说的“利己心”。即居民参与预期收益越大，成本越低，参与动力就越足，反之则越弱。如此看来，市域 ___的快速发展和生活的快节奏，使等价交换、精致主义和功利主义渗入公共事务、社会生活中，效率与效能成为人们参与公共治理的标准， 这一定程度上导致公共参与过度理性化、功利化。体现在：一方面，在牵涉到责任与义务的层面，居民参与往往主动性和积极性不够，难以形成“自发的秩序”;另一方面，在涉及权力与利益层面又往往过于自私、非理性，“公共性”下降。
(四)数据化智能化程度不高 随着信息化智能化时代的到来，数据化智能化治理给民众带来了便利，然而也面临着诸多“技术利维坦”挑战： 一是数据信息挖掘难。数字化建设是市 域治理现代化智能化的基础，而对海量数据深度提炼和转化是项极其复杂的技术活，电子政务平台时而难以应付，需要倚重相关数据平台型企业，由此带来“数据垄断企业‘绑架’政府或操控市场的局面”。
二是“一地鸡毛”整 合难。不同行政区域、行政部门存储不同的数据，这些数据无论是物理性还是逻辑性都存在彼此孤立的问题，形成“数据孤岛”而难以开放共享。
三是技术发展异化产生“创造性破坏”。政府过度依赖数据化智能化技术，甚至“唯数 据论”“唯技术论”，引发“技术恐惧症”。
三、以“枫桥经验”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策略 “现实的成功是最好的理论，没有一种抽象的教条能够和它辩论。”经历半个多世纪的洗礼与检验，“枫桥经验”展现出强劲的时代性、现实性和可建构性。鉴于“枫桥经验”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紧密的内在关系，新时代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并移植至市域社会治理领域，既是“枫桥经验”“老枝发新芽”再创地方治理佳话的使然，亦是其“抛砖引玉”破解市域社会治理难题的良方。
(一)坚持“党建统领”，加大市域社会治理的统筹力度 “枫桥经验”在全国遍地开花结果，形式和内容也相应地发生多样变化， 然而万变不离其宗，作为真正的“枫桥经验”，党建统领这一政治生命始终不变。从村支部书记xx带领群众“要文斗而非武斗”，到乡镇党委引领、党员带头的“大调解”格局，再到新时代把党的基层组织作为创新社会治理的“领头羊”“主心骨”。实践证明，“凡是‘枫桥经验’坚持和发展好的地方，都是党建工作和社会治理融合得好的地方”。市域治理现代化理念的提出，目的是通过强化市级党委的统领，统筹推动权责人关系深度融合，对那些“触及灵魂深处”的制度性障碍和梗阻大破大立，对各机关部门的资源统筹调度，对经济社会运行以基层党组织为准星进行全面调节、再造和整合。以此推进条块分割制约、部门资源垄断、体制规则冲突、“灯下黑”等问题治理， 形成“中心统筹、民呼我应”的现代市域治理体系。
(二)坚持“源头治理”，增强市域社会治理的风险免疫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与社会成员关系处于一种“整合—分化—整合”的矛盾变迁中。在不同历史时期，“枫桥经验”既非逆势而行亦非随波逐流，而是正确把握国家与社会成员关系矛盾变迁的实质，通过创新体制机制、方式方法适时调节两者关系，使矛盾在“易感”和“应急”摇摆中不过激，“就地解决”，从而更好“维系国家总体秩序”。 ___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时期，风险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枫桥经验”在“宏大的 ___变革及其对变革成果的捍卫”的做法，同样适应于市域社会治理，助其在风险矛盾中前行： 1.深刻理解现代化风险的实质。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现代化风险的实质是现代社会发展过快过急，超出人的整体把控和应对能力，最终反噬到人类自身，呈现“飞去来器效应”。所以，解铃还须系铃人，需要强调以人为中心发展，推动人的现代化。一方面，当风险来临时，社会一切活动必须无条件服务服从于人的生存权和健康权，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战胜风险。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中国的“治理之效”和西方的“治理之乱”即是例证。另一方面，人类“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即使风险“暂时”不爆发，也必须始终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只有人的素质能力全面提升，不去“招惹”风险，风险才不会降临。所以，偏离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等于脱离人的现代化，在此情况下谈论市域治理现代化犹如“沙上建塔”，终将是人不断犯错，风险不断降临， 所谓的市域乃至国家现代化一次次“坍塌”。
2.建立健全预测预警预防体系。“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的程度”。这就需要未雨绸缪，提高风险决策的科学性和可预见性。也即“枫桥经验”所强调的“ 立足于早、立足于小、立足于激化前”。在市域层面，需要通过改善群众最盼最急最忧最怨的民生问题，从根源上减少非理性情绪;加强舆论导控和疏通， 完善社会安全阀制度;建立健全多元协商、信访、听证、司法等机制体制，确保市民于合法性渠道内表达诉求;发挥社会组织专业优势，促使治理工作更有活力更为精准，等等。通过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 ___制度体系，从源头上减少不和谐因素产生和扩散。
3.动态把握和应对风险挑战。xx指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既 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鉴于现代化风险的巨大破坏性和不确定性，市域社会对于风险治理，已控或末控、历史遗留或未来将至、存量或增量，应建构一套科学的动态跟踪体系，主动加强对风险全程跟进并在此基础上及时修正决策、回应风险。
(三)坚持“五治融合”，打好市域社会治理的组合拳 时代在变，“枫桥经验”也在创新升级。枫桥人民积极探索善治、法治、德治、自治、智治“五治融合”的社会治理新模式，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经验仓”： 1.以善治为目标，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市域政府。善治是治理的目标， 也是手段。俞可平认为，善治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和管理活动，欲达“善治”必先“善政”。因此，推进市域社会治理，关键是要自上而下以“民主、责任、服务、质量、效益、专业、透明和廉洁”为标准建设和规范市县乡三级政府。通过“善政”建设，强化公共服务理念， 推进各区域和领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及性，提升市民群众的获得感。
2.以法治固根本，增强市域社会治理硬约束。
“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没有法治就没有国家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一方面，强化法治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群体的多元、力量的博弈、利益的冲突、思想的碰撞等伴随市域社会治理始终，唯有法治能够凝聚“最大公约数”， 以问题导向为抓手，通过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城乡治理难题，惩恶扬善， “破冰前行”。另一方面，发挥地方立法优势，将地方治理成功经验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以固成果稳预期利长远。
3.以德治润万物，树立市域社会治理新风尚。治理时空有界，道德力量无穷。“枫桥经验”诞生于枫桥绝非偶然，而是孕育和滋养于枫桥人源远流长的“急公好义、爱说理、讲道理、重教育的传统”。启示市域社会在疾风骤雨的改革进程中尤其不能丢掉“根”与“魂”。要加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红色革命精神，在全市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进而提升人的内在道德，实现从“治心”到“治世”的治理飞跃。
4.以自治增活力，使市域社会治理既生动又有序。费孝通认为，法律是专门的、深奥的知识，在都市里普通人很难知晓种种法律，却又不能在法律之外生活。因而需要律师、礼治、“去暴戾化”的无为而治、以教化为特征的长老统治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需要培育和孵化诸如“法律顾问团”“老杨调解中心”“枫桥大妈”“红枫义警”“乡贤理事会”等社会组织和志愿者队伍，以拓宽市民群众公共参与的途径，降低定纷止争的成本，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5.以智治强支撑，优化市域社会治理效率效能。以“智”图“治”谋“祉”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一方面，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智能技术打造一体化数据信息平台，推进各级各部门信息开放兼容、互联互通， 更好用现代化科技感知民生态势、优化行政决策、提供精细服务。另一方面， 建立和完善数据产权制度体系，以产权明晰推进数据型企业多元良性竞争，促使政府在向社会购买服务中既不被数据型垄断企业“绑架”，又能维系公共服务 “帕累托最优”。
(四)坚持“基层基础”，激活市域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 基层社会蕴含着最真实火热的市井生活、最朴素实用的首创精神、最无穷尽的改革潜力动力。“枫桥经验”何以做到“矛盾就地预防化解不上交”，“奥秘”在于“抓基层、打基础，依靠和组织群众”。市域社会治理的着力点不在“市”，而在“基层”。要把基层作为一切工作的落脚点，通过“市” 的统筹协调“杠杆效应”，撬动城乡、社区活力，以基层稳定促使市域平安。
1.减负增能凝聚基层治理合力。在减负上，划清权限，实打实开展基层减负降压，务实作风建设，让基层干部轻装上阵，腾出更多精力干好分内事;在增能上，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人往基层走、钱往基层投，政策向基层倾斜”，提高基层政权组织“独挡一面”的能力。通过减负与增能双管齐下， 在市域治理中把“枫桥经验”拓展为“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信访不出县， 上访不出市。” 2.推动跨区域跨部门治理协作。积极探索市、县、乡、村四级联动共治和事前、事中、事后三环衔接相扣的新机制新方式，对涉及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的矛盾纠纷，要加强属地、属人和属事管理资源共享、风险共担、有效互动， 推动形成“多元化”“扁平化”结构，提高基层应对复杂问题和形势斗争的整体性治理能力，真正做到“上下联动、左右协同”“乡镇吹哨、部门报到”。
3.发动市民群众广泛参与市域治理。 ___利益观认为，人的一切行为皆为了获取利益。以利益为突破口，以共享为落脚点，“把决策权交给群众”，使其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破解市域社会治理难题。一方面， 突出公共参与的现代价值。在利益分化和“代议失灵”的时代，不同城乡、社区的阶层精英和草根都在利用各自资源，通过各种路径直接或间接参与制定、影响公共决策，那些不参与或少参与的成员，其利益将在政府权威性分配中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和增长。另一方面，基于公共参与的公共理性。公共参与固然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和效用最大化，但在利益多元分化的市域社会，每个参与个体只有基于“共同善”上调整自身的价值偏好，方能凝聚共识，达成集体行动，避免陷入“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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