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张鸣:民意与天意辛亥革命的民众回应散论
张鸣：纪念辛亥革命
避免用现实反照历史
日本对辛亥革命起了很多作用
评论周刊：谈论辛亥革命，或许得往前推大半个世纪。1840年前后，天朝上国的睡梦开始惊醒，清廷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后，尝试着进行了第一次经济改革——洋务运动，一直持续到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败北，才宣告洋务运动失败。应当说经过30多年的建设，GDP等数据尚走在世界前列，为何还是输给了经济不如清朝的日本？
张鸣：中日两国差不多在同一时期被叩关，日本比中国还晚十几年。大家都是学西方，中国成绩也不能算太坏，比暹罗、埃及要好，但是跟日本比就不行了。日本是优等生，而中国只是中等生，这就相形见绌了。甲午海战也不能说是失败，我们功课没做好，有个优等生在旁边，就自然被打败了。
评论周刊：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当时清朝只进行了经济改革，而日本不但进行了经济改革，也开始了政治改革？
张鸣：清朝当时经济改革都没走完，日本至少经济改革走完了。日本从“官办”到“官督商办”，再到商办，扎扎实实地着手经济改革，清朝则走到官督商办就终止了。日本并没有进行政治改革，只能说是进行了行政改革，没有建立完全代议制的议事机构。而清朝的行政改革要到1901年以后的“清末新政”才开始。
评论周刊：日本作为中国儒家文化的卫星国，千年来一直是中国的学生。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逐渐走上了列强的道路，这期间对中国对近代化有什么影响？
张鸣：日本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它在近代化的过程中，施行“脱亚入欧”政策，所谓“脱亚”就是摆脱中国的影响。日本当时铆足了劲摆脱儒教中国，力主学习西方，所以成功了。甲午海战后，反过来由清廷向日本学习了。近代各个方面都是学日本，今天我们的话语词汇有很多都是从日本引进的。
评论周刊：辛亥革命党同盟会的大本营在日本，新军中也有许多人是留日归来，日本对辛亥革命具体起了什么作用？
张鸣：日本对辛亥革命起了很大作用，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日本官方惧怕强敌环伺，不希望清廷强大，而革命党恰恰反对清朝统治，所以一直支持、扶植革命党；另一方面，日本民间有一部分人士是真心希望孙中山成功，梅屋庄吉、宫崎滔天他们本着大亚细亚主义，希望联合中国反对西方侵略。日本民间与官方在对待辛亥革命的态度上是有区别的。
革命阵营松散
孙中山维护其形式的统一
评论周刊：根据最新的历史研究，宋教仁并不是被袁世凯所杀，而是由孙中山的信徒陈其美所杀。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在辛亥前后究竟是一种什么情况？是统一的还是多元的？
张鸣：我不认为宋教仁是被陈其美刺杀的，宋的死应该还是与赵秉钧他们有关。同盟会没有真正统一过，说它四分五裂、一盘散沙也不为过。革命领袖之间个人冲突严重，光复会很早就与孙中山闹翻，而黄兴、宋教仁牵头的华兴会又自行其是搞中部同盟会。
评论周刊：也就是所谓的派系斗争厉害、省区主义严重。那为何最终还是选了孙中山当了临时大总统呢？
张鸣：革命成功后，黄兴和黎元洪两人争执不下，才把孙中山从国外请回来，当了这个临时大总统。孙相对资历最老、威望最高，只要他在场，就能维护革命阵营象征性的统一，但这掩盖不了革命党的松散性。
评论周刊：现在所有的研究都认为辛亥革命的成功纯属偶然，您怎么看？
张鸣：革命能成功，多少有点偶然性。当时湖北新军大部赴川镇压保路运动，时任湖广总督瑞澂又是个懦夫鼠辈。如果没有上述因素，武昌起义兴许就不会演变为一场占领武汉三镇的起义。事实上，革命党人这样零星的枪声，已响过多次，没有一次成气候的。
评论周刊：庚子拳变后，清朝的国际环境已有所好转，“新政”的施行也多少挽回了人心，辛亥前上台的“皇族内阁”，是不是把已经落下去的反清情绪又拉了回来？
张鸣：载沣等满人亲贵由着性子胡闹，先是赶走了能臣袁世凯，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人，为袁以后的反正埋下伏笔。又张罗收权，把地方权力收回中央，把汉人权力收回满人。以清廷的智慧无法避免犯这样的大错误，所以说革命成功虽属偶然，但偶然中孕育着必然。
既非资产阶级革命又非全民革命
评论周刊：为了区别于1949年革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倾向于将辛亥革命定义为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而台湾史学家张玉法认为这是一次全民革命。您怎么认为？
张鸣：将辛亥定义为资产阶级革命，意味着推翻封建主义。清朝当时是不是封建主义都成问题。中国封建主义从秦皇汉武的“废封建，置郡县”后就基本退出历史舞台了。而张玉法则是美化了革命，无论是立宪派的改良，还是革命党的革命，都不允许农民参与，也不进行底层动员。两岸辛亥研究都存在党史倾向。
评论周刊：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才有了长足的发展，辛亥前后还相当脆弱？
张鸣：江南革命成功，主要靠的是一批绅商。这些人“绅”的意味更多一些，基本都是有功名的儒家知识分子。要说他们是资产阶级也可以，但不是阶级理论分析的“民族资产阶级”。
评论周刊：庚子拳变后，清王朝已着手进行改革，尤其在日俄战争后，君主立宪一度成为朝野共识。近年，大陆学界对“清末新政”也评价甚高。余英时却认为，清末只有行政改革，而无真正的政治改革。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张鸣：余英时先生可能缺乏对辛亥前后具体史料的了解。“清末新政”的立宪改革就是政治改革，因为有选举了，所以不能说仅仅只有行政改革。余先生过度解读了克罗齐那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评论周刊：李泽厚的观点与余英时刚好相反。他认为，辛亥革命的成功，中国失去了一次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实现社会转型的机会。
张鸣：这个观点也绝对化了。当时清廷是注定要犯大错的。光绪、慈禧死后，以年轻的摄政王载沣为首的清廷缺乏对外庭的驾驭能力；作为异族统治，又先天缺乏政权的合法性。他们觉得继续变革下去非常危险，就开始收权，抑汉的同时维护满族亲贵。于是朝野就失望了，觉得立宪无望了。清廷能否把“新政”继续领导下去是存在变数的，这也要看立宪派是否会给清廷机会。以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对辛亥革命的成功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评论周刊：李泽厚是不是一种事后的眼光？
张鸣：作为研究思想史的学者，对具体的史料不够熟悉，容易陷入一种大历史观，容易用今天的现实反照历史！
评论周刊：有一种说法认为，如果当时清政府是汉人政权，就有可能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秦晖认为这一条路走不通。他说，世界上通过君主立宪成功建立现代政治的国家，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它们在历史上都长期实行“封建”制。而那些历史上长期实行类似“秦制”的专制国家，都没有走成君主立宪的道路。
张鸣：这一观点可谓标新立异，却把中国的皇帝专制过于丑化了。帝制不得人心只存在于少数知识分子中间，在最为广大的农民群体中并没有市场。老百姓并不存在像秦晖说的那样，普遍认为皇权是丑陋的、应该被唾弃。由这一错误的前提，得出英国式的和平变革道路走不通，就更牵强附会了。这纯粹是思想史的说法，过度精英化了。
评论周刊：这是不是有点像明末的黄宗羲？
张鸣：是的。对明末的批判，也只限于黄宗羲等少数思想家。他们提倡抛弃皇权，并不代表所有人都支持这一观点。清末也是，尽管革命党不在少数，但并不非主流，普通百姓对皇权没有那么大的反感。
评论周刊：是否可以理解为，对普通百姓而言，无论采取立宪政体，还是专制政体，还是别的什么形式，都无关紧要；他们说到底只需要轻徭薄赋、鸡犬不惊的生活。民众对政治是普遍淡漠的。
张鸣：这也有认可与否的问题。民国初期，百姓对总统制就不太认可。当然也不能说百姓对政治是完全淡漠，也是分层次的，也有人比较热衷政治。中国地大物博，人心复杂，思想史的论述方式有点以点概面。我个人是从政治史角度切入这一段历史的，我持底层立场。
篇二：张鸣:民意与天意辛亥革命的民众回应散论
张鸣,不一样的辛亥革命
知识分子，也不喜欢干这类事。可是，大学里的事太糟糕了，我又不是一个压得住火气的人，受不了就会发牢骚，正好人家请我写点随笔和评论，我就开始骂大学，什么都骂。正好2007年赶上这么件事。”
虽然免掉了他的政治系主任职务，校方和国际关系学院事后对张鸣一直客客气气的；他和往常一样给学生上课、写论文，业余时间给媒体写评论、随笔。一个不好的后果是：一些原来想请他去的大学都不敢再要他，“领导都怕你到他们那里会惹事。”
客厅里挂着易中天赠他的一副对联：“是侠客，也是书生，有话就讲；非言官，亦非仗马，不平则鸣。”两人义气相投，常常著述往来，成了朋友。
《辛亥：摇晃的中国》勾勒了一幅晚清时期中国社会各个群体的全景画。若穿越到一百年前那个斑斓的时代，张鸣自认为最接近的是报人——那时，有坐过西牢的名士章士钊，写过“煽动祸乱”文章的黄侃、何海鸣，开过天窗的《国风日报》报人……“没有他们牛。”这也是有历史前提的——“报纸当时都是私人办的，报人是无冕之王，只要你敢说，就有人来买你的报纸。清政府也是按法律来管，所以他们基本也不怕，当然牛了。”
“掺和”了2008年的风波后，张鸣照常在媒体上写专栏、写评论、出镜。各大门户网站拉他开博，电视台邀他做节目，影视公司请他写历史题材的剧本。他背靠“市场”，从不忌讳当面和人谈钱谈稿酬，“但是，你若出钱逼我做不爱做的事，门都没有！”
“我就是个写字说话的人，写稿子赚钱，用独立身份讲点常识、说点该说的话。我不是革命者，不是行动派，不是意见领袖，不是公共分子，我也不是极右的，我就是这德性。”
“就是旧士大夫的脾气。以前古书看多了，看到不平的事，我
冒多大的风险都敢说话，你若出钱让我别说，没门！如果你让我参与具体的事务，我不干，我也不是干这块的料。”
在朋友丁东眼中，放在民国，像张鸣这样的教授并不稀有，他既而感慨道：“在当今大学里，却是太缺也太少了。”
一个写史的“局外人”
梁文道评价说，张鸣写史，颇有著名美籍华人历史学家、作家唐德刚的风范。后者曾写过《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顾维钧回忆录》。
2010年，张鸣出版了另类历史学著作《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他以军阀政治切入，呈现了一个不同于往日理解之中的“五四运动”，令人耳目一新。10个月内开印两次，销量达5万册，入选当年的“南方阅读盛典最受读者关注年度图书”（非文学类），“中国国家图书馆重点推荐”。
到《辛亥：摇晃的中国》，行文越发恣肆汪洋、信马由缰。张鸣干脆自成一派，将之定位为“历史杂说”，杀开一条文学与史学的“混搭”新路：与正统史学比，胜在文笔生动，打得开大众市场；和时下流行的讲史故事论，则对历史的把握上更高出一筹。
“我是野路子。历史是比较讲究家学和传统的学科。我没上过一天历史课，所以没有史学圈子的那些框框和章法。”事实上，他做学问一向“不伦不类”，就是平时写正儿八经的学术论文，也“写得跟散文似的，就是再加点注释”。
张鸣长于北大荒的农场，小时候的理想是做一个图书馆管理员。文革期间，正是对知识如饥似渴的年龄，他像一头饿兽一样，四处疯狂地找书看。
“当时我们农场里还藏着一些书。在文革的运动间隙中，开始看小说，四大名著，还有一些俄罗斯小说、法国小说，譬如《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猎人日记》，《高尔基三部曲》、《沫若文集》。”
“都是没烧干净，在大家手里传。我那时很韧，只要知道谁家
有书，就非缠着人家借，人家被缠得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只能拿出来借。”老师中有一些北京上海的知青，他们从外面的世界里带来了一些旧书，唐诗宋词、古代散文，“有些还挺艰深。老师都不看，我就拿来反复地看。”
“那种饥饿的状态，你们这一代人都不能理解，就是饿惨了的人了，逮到什么书就看什么，只要有字儿就行。”当时，他还订了“4人帮”办的杂志《学习与批判》，经常读余秋雨的文章，“期期都看，很欣赏啊。”
中学毕业放到农场，张鸣养过猪、做过兽医，实在找不到可看的书，只能反复地翻看一套许广平编的《鲁迅全集》。“前后有四年时光，主要就是看这套书。就因为看的遍数太多了，对我的影响也最大。”
“文革”结束，恢复高考，这个很黑的“黑五类”后代有了改变命运的可能。考上密山县城里的八一农垦大学农机系后，他每天泡学校图书馆，啃《资治通鉴》，把那里的一点书全看遍了。为了能挤出时间看书，他摸出一套对付繁重学业的办法：作业只拣一两道题做，制图就拿别人的照样画弧。
一心做着作家梦的张鸣已是学校里小有名气的笔杆子，不时帮忙写点文章、文艺节目稿。老师们也在专业课上放他一马。混到毕业，学校正缺一个教党史的老师，能说会写的张鸣就此留校任教。
同事都是工农兵学员，年纪比他大，大家没有共同语言。“他们瞧不起我，说一个学农机的怎么去教党史呢？所以，我就想去考个给你们看看。”这一考，他就考到人民大学党史系。
到了大城市，这个乡下青年才知道：读书除了乐趣，原来还可以拿来做学问。度过一段沉迷下围棋、睡觉的颓废日子，他又开始上图书馆看书。
上世纪80年代，不像很多人后来回忆的那样很美好。“大多数人是在混日子，也有一部分整天琢磨着怎么当官发财。只有很
小一部分是以学术为重的，他们特别自负，以天下为己任。那时，意识形态的管制确实比较松，搞地下刊物，开会，甚至竞选，什么都有。”
“他们不是主流，但是号召力特别强，掌握着话语权，到现在还在掌握着话语权。他们后来回忆的，其实就是他们那一小拨人。”至于这一代的其他人，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
单一符号化的历史呈现，让张鸣颇不入眼。更不入眼的，是历史在某种现实需要下被歪曲与脸谱化。“如果有人看了《摇晃的中国》，不再像过去那样，把辛亥革命符号化、单一化，我就心满意足了。”
这位政治学教授洋洋洒洒地写出了不少历史学作品，从《武夫当道》到《历史的坏脾气》、《历史的底稿》，从《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再到《辛亥：摇晃的中国》，此外，还有多本文化类随笔。
一些大学的历史系想邀张鸣“入伙”。他拒绝了。“我不想进去，在学科圈子外面作历史，保持一种局外人的姿态，我做政治学也是这个样子。经常拿这个来批那个，拿那个来批这个，很有优越感，经常批得他们哑口无言。”
他自称横跨三界：历史学界、政治学界、大众传媒界，“谁让我当孙子，门都没有。”读者和市场，才是张鸣真正的“靠山”；让自己兴奋，是写作的惟一动力。
“写历史也好，写随笔也好，就是为了好玩。一旦玩起来，就认真地玩，玩得入迷，尽可能玩出名堂。我迷过围棋，迷过京剧。本质上，跟迷学术、迷历史书写，没有两样的。”
一场低烈度的革命：立宪派，地方自治，小镇民主
人物周刊：为什么想写这本书呢？
张鸣：我陆陆续续一直在关注。一直觉得，辛亥革命在人们心中就是个符号，谈到辛亥革命，就是民主共和、就是国父。背后很多信息被消解掉了。这样解读历史、纪念历史事件，显然是
有问题的，让人们看不懂真正的意义。
人物周刊：您书中提到，晚清的局势不错，经济状况良好，那又为何会在这个时候爆发革命？
张鸣：其实，晚清不是我们以为得那样民不聊生。新政做得还不错，社会挺安定的，政府还挺有钱的，商人的状况也还可以，国家整个产业、秩序都在复兴中，比义和团那会儿简直天上地下。可是，就在局面好转时，朝廷反而完蛋了。
这里有两个关键的原因：一是因为满朝贵族想收权揽权，搞了皇族内阁。以前满贵族中有政治强人，各尚书部还满汉一半对一半呢。现在，政治格局已经是满轻汉重，几个毛头小子胆敢贸然收权。3年的预备立宪，竟然等来这样一个结果，立宪派们当然是很愤怒。
另一个是因为清政府收回了路矿权，宣布铁路国有。本来这就是地方上争取来自己办的，办得很好，就是刚开始办得不好，也在摸索。国家凭什么收回来呢？这是胡扯的事！
人物周刊：也就是说，清廷在一个很好的时机，自己葬送了自己的命运？
张鸣：是的。等武昌兵变，清政府也想改正错误，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他们已经失去“士”心。君主立宪的机会已经丧失了，和平改良的机会已经丧失了。
从后来动荡不安的历史看来，这不仅是满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
人物周刊：革命党人的形象也不像历史教科书上那样高大，他们搞暗杀、收买会党，千方百计地想破坏清政府立宪的可能？
张鸣：革命党确实是有私心，如果以大局为重，就不会这样了。不过，他们中有一些人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确实不怕牺牲。但是，他们设想是以自己的英雄行为来打天下，以为通过少数人的暗杀、策动一些新军起义，甚至收买一些会党起义，就能拿下天下。其实这没太大意义，如果不是清政府自己犯错误，他们基
本没有太大的机会。
革命党人就是浮在中国社会一些毛上的人，一群没有实力、各异的愤青，所以很快就被袁世凯给扑灭掉了。比较靠谱的，是立宪派。他们有很深厚的根基，有经济实力和社会基础。如果他们倒向清政府，那么革命党就没有机会；如果他们倒向革命党，那清朝就没有机会了；如果他们不支持的话，袁世凯就不行了。
人物周刊：有趣的是，革命党一直鼓吹大流血、大破坏，革命真爆发了，却很在意维持秩序、刻意减少革命带来的社会动荡，这是为什么？
张鸣：革命党是学习西方的，他们有追求文明的动机，所以会严格约束自己。另外，他们特别害怕被外国人视作义和团，竭力和义和团的愚昧、排外划清界限，努力修正西方人眼里的不文明的形象。所以，即使在一些会党控制的地方发生了侵犯外国人和支持暴民攻击教会的举动，很快也遭到了制止。
人物周刊：如按阶级分析法，革命党人这种对既有社会秩序的维护，和他们的阶级属性有关联么？
张鸣：这倒未必。其实，后来很多共产党人都是出身知识分子的，该革命时还是革命、该破坏时还是破坏。革命党人出身大家的也不多，大多就是小知识分子，按理，这些人革命性是很强的。但是，他们都有一个想法——不愿像义和团、太平天国那样。你别看他们，说话写文章、和立宪派论战，说什么大乱者救中国，什么大动荡、大流血。真到干的时候，还是尽量不流血。
国民党直到1927年改组之前，都没有基层组织，都是共产党帮助建立起来的，就是为了方便动员社会底层，动员最弱势的老百姓。当然，这种力量也可能是很可怕的，可能会有大破坏。这就是后来说的革命党的“革命不彻底”。
什么叫“革命彻底”？就是不管不顾，全部打碎，重新来过。
人物周刊：书中记录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革命中，在革命党人掌权的地方，就打开监狱，释放犯人；如果是地方士绅控
制的，就会派武装，特别保护监狱的安全。
张鸣：因为监狱里关押的是罪犯，是一些社会边缘分子。所以，在意本地秩序的地方士绅绝对不能放他们。宁波的新政府不仅不放囚犯，甚至把几个罪大恶极的给枪毙了，就是为了震慑住当时不安定的社会因素。
所以，辛亥革命是一场低烈度的革命。这很大程度是因为立宪派的高度参与，降低了革命的破坏程度。
人物周刊：江浙沪这一地区几乎不流血地实现了光复和地方自治，士绅、商人们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张鸣：其实，江浙就是立宪派的天下，虽然也有一点革命党的份额。
江浙一带财力雄厚，很多商人本身就是士绅出身。他们在地方上有威望，有政治意图，有自己的武装商团，反感专制，也想争取权力，有控制局面的能力。不像现在的商人，就是一暴发户，没有社会责任感，也没有力量。
这些地方实力派有力量，也会妥协，他们是什么都能谈，把革命变成了一场谈判，各让几步，就什么事情都搞平了，没有破坏了。在宁波，商人露了一手：他们连旗营都谈好了，缴了械，都咸与维新了，一起开会筹备新政府，也就没有战争了。
你看，镇江是自己实行自治了；无锡是自我光复了；绍兴虽然最初乱一点，王金发后来也被赶走了。宁波、杭州这些城市都秩序良好。
人物周刊：给人印象颇深的，是江苏一个不起眼小镇（如皋掘港）一次成功的民主实践：不仅用选举拒绝了上头派来的官员，还自己选举镇一级的议会。这个百年前的成功案例有何特殊之处？
张鸣：如皋、南通这一带一直受张謇的影响。张謇搞实业，就是搞地方自治。掘港就是南通多年地方自治实践中产生的一个案例。虽然他们的民主也只局限于士绅、商人和学生这些中上精英阶层，但是对政府构成了制约。
选举貌似很激进，但是，整个过程很平和，一点都不激进。江浙沪的财力雄厚，一直有协商的传统，再加一点西方的影响，可以无师自通地实现小范围的民主。
所以，在东方搞民主，也未必是这么艰难的。
人物周刊：这是个改朝换代的过程，辛亥革命为什么动荡和破坏会如此之小？
张鸣：当时的中国社会有个庞大的中间阶层——士绅阶层。尤其是其中的先进分子，譬如南通张謇这些人，他们很有威望，他们拥护革命了，社会其他阶层就跟着，农民跟着小士绅，小士绅跟着大士绅，就是这么一个社会结构。
如果缺少这么一个中间阶层，底层有怨气，上层官的群体太大，只有一帮很弱小的中产阶层，知识分子沉默或是犬儒，资本家在社会上声名狼藉，媒体知识分子力量很微弱。
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
篇三：张鸣:民意与天意辛亥革命的民众回应散论
历史?年级上册?亥?命知识点知识不是智慧，只有学习也不能达到智慧的境界。智慧必须是知识与事实的相辅相成，智慧使你感到学??境，虚怀若?。下??编给?家分享?些历史?年级上册?亥?命知识，希望能够帮助?家，欢迎阅读!历史?年级上册?亥?命知识1?命志?的奋?1萍浏醴起义时间：1906年冬。组织者：同盟会会员刘道?、蔡绍南。地点：江西湖南交界的萍乡、浏阳、醴陵。结果：失败。地位：萍浏醴起义时同盟会成?后领导的第?次武装起义，同盟会的声望由此?振。2安庆起义时间：1907年夏。组织者：光复会会员徐锡麟。地点：安庆。结果：因寡不敌众?失败，徐锡麟死难，秋瑾在绍兴准备策应，因告密?被捕遇难。3?西起义时间：1907年。组织者：孙中?、黄兴。地点：?西镇南关。结果：失败。4黄花岗起义背景：1910年，孙中?、黄兴、赵声等商讨在?州举?起义，1911年4?由于情况发?变化，临时决定举事。领导者：黄兴。结果：失败，很多?命党?牺牲。黄花岗七??烈?：起义失败后收敛到的72具烈?遗骸，合葬?州黄花岗，称作“黄花岗七??烈?”。意义：起义虽然失败，但是?命党?不屈不挠的精神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概，极?地?舞了全国?民的?志。历史?年级上册?亥?命知识2武昌起义
组织团体湖北?命组织?学社与共进会，在同盟会的推动下积极谋划起义。起义?量倾向?命的湖北新军起义爆发原因10?9?孙武等在汉?租界制造炸弹，不慎爆炸，起义计划泄露，清政府到处搜捕?命党?。起义时间1911年10?10?起义经过
10?10?晚，武昌城内新军?程营的?命党??先起义，?夜之间，武昌全城被占领。随后，汉阳、汉?的新军起义响应，?命在武汉三镇取得胜利。10?11?，起义军成?湖北军政府，推举新军将领黎元洪为都督。11?下旬，全国有?半以上的省份宣布独?，?持?命。?亥?命的由来1911年农历?亥年，历史上称这次?命为“?亥?命”。?亥?命的意义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宣告了中国两千多年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命，极?的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历史?年级上册?亥?命同步练习?、选择题1.1912年，美国学者百森评论中国某?事件时说：“中国?前的局势正以?种系统、科学的?式向前发展，出现了?种带有西?理想的政治模式。”他评论的这?事件A.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性质B.是共和制度在中国的实践C.实现了平均地权的?命纲领D.?举着民主与科学的?旗2.有学者认为：“1912年2?12?，由隆裕太后颁布的这道诏书……终结了秦始皇以来周?复始的王朝轮回，没有流?源櫓、?横追野，……以最?的代价，和平完成了政权的更选。”该观点的主旨是()A.?亥?命结束了封建制度B.改良??命更能改造中国的政治C.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漫长D.?亥?命是中国式的“光荣?命”3.探寻历史原因和结果的逻辑关系，对历史进?合理解释是我们学习历史的重要?法。下列因果关系对应正确的是A.AB.BC.CD.D4.下图是《清帝退位诏书》，这?实物资料充分佐证了?亥?命推翻了()A.资本主义B.封建制度C.封建帝制D.帝国主义5.杰出?物引领历史发展。下列?物与史实搭配错误的是A.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共产党宣?》，创?科学社会主义理论B.列宁——领导???命，缔造世界上第?个社会主义国家C.孙中???提出三民主义，推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D.创?“?农武装割据思想”，探索新民主主义?命道路6.“?钟?鸣，义旗四起，拥甲带?之?遍于?余?省。”下列关于孙中?领导的?亥?命的说法，错误的是A.指导思想是由同盟会政治纲领发展?来的三民主义B.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了中华民国C.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D.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命，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7.“振兴中华”是每?位爱国志?的不懈追求。最早喊出这个?号的是孙中?，为了振兴中华，他()①创办《中外纪闻》
②组建兴中会
③提出“三民主义”④发起“公车上书”⑤建?中国同盟会A.②③⑤B.②③④C.①②④D.①③⑤8.孙中?在中国同盟会的机关刊物的发刊词中，把同盟会的纲领阐发为三民主义。此“机关刊物”指的是()A.《国闻报》B.《新青年》C.《时务报》D.《民报》9.孙中?领导资产阶级?命的纲领是A.“民主”“民权”“民?”三民主义B.“民族”“民权”“民?”三民主义C.“民族”“民权”“民意”三民主义D.“民主”“民权”“民?”三民主义10.?亥?命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第?次巨变，这主要是因为()A.是新民主主义?命的开端B.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C.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了中华民国D.颁布《临时约法》，结束了中国被列强奴役的历史?、?选择题11.孙中?是中国民主?命伟?的先?者，是20世纪中国?在时代前列的第?伟?。请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1)孙中?创建的第?个资产阶级?命政党是什么?(2分)(2)孙中?领导?亥?命的旗帜是什么?它包括哪三项内容?(5分)(3)为什么说?亥?命是20世纪中国的?次历史性巨变?(4分)12.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材料?
虽然当时他们没有声?，但?旦改?失败，他们就会表现出?股很强的义愤。“戊戌六君??被杀的时候，不少?百姓其实是叫好的，他们都认为国家杀了奸?。对?百姓??，康梁就是奸?。在这?，我们也必须提到另?个问题：对于变法来说，启蒙可能是?个??，??化的改造?直会是个难题。这个难题?直困扰着近代中国的历史选择和变法取向。——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材料?
孙中?晚年颇为深刻地认识到，建?共和，“民权何由?发达?则从团结??，纠合群?始”。可是，“?年以前，?特?般?不知共和为何物，即知识阶级亦鲜解共和真理，更有甚者，许多?“不但不知共和的好处，反?希望满清复辟?……“?于欧美的风??情和中国不同的地?是很多的，如果不管??的风??情是怎么样，便像学外国的机器?样，把外国管理社会的政治硬搬进来，那便是?错。”——董?奎《评孙中?晚年政体思想的飞跃。材料三
梁启超说：“近五?年来，中国?渐渐知道??的不?了……第?期，先从机器上感觉不?……第?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第三期便从?化上感觉不?。”材料四
实现中国梦必须?中国道路……这条道路是在改?开放30年的伟?实践中?出来的，是在中华?民共和国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的深刻总结中?出来的……(1)材料?中的“改?”指什么?(2)据材料?，归纳孙中?认为中国民主共和政体失败的原因有哪些?(3)材料?、?的史实共同表明近代中国探索民主道路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4)据材料三，第三期中国?开展的探索是什么?中国近代化的探索趋势是什么?(5)材料四中确定改?开放这?伟?决策的会议是什么?改?开放30多年来我们进?了哪些伟?实践?参考答案1-10.BDBCCDADBC11.(1)中国同盟会(2)三民主义
民族、民权、民?(3)因为这次?命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是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建?了中华民国，向民主、共和迈开了第?步。12.(1)戊戌变法。(2)民主共和思想没有深???(或缺乏共和政治的社会基础;缺乏对共和思想的认识;封建专制思想的束缚;国民素质较低)(意思相近即可);缺乏对国情的正确认识等(或国情不同，照搬别国模式)。(意思相近即可)(3)提?国民素质(或进??化改造)。(意思相近即可)(4)新?化运动。从学习西?的军事器物到学制度再到学思想?化(5)中共??届三中全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乡镇企业，城市国有企业改?，建?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
篇四：张鸣:民意与天意辛亥革命的民众回应散论
我们常说过去是中央集权，那只是在中央所在地这一区域才体现
集权；到了地方上，则大体上是一种比较放任的政治。这是一种管理成本很低的模式，才不需要大量征收赋税。
小政府模式最怕的就是天下有事。
其实清朝的政治体制并非无优势，只是在一个特殊的时期把劣势毕露无遗。在辛亥革命前，由于列强的入侵，国家有事，但是形不成统一的领导，不会在地方形成有力的反击力量。一个国家是不能仅仅靠中央组织的国防安稳的存在于世界浪潮，必须要有相对统一的地方保卫体制，更何况清朝的国防战斗力很低下。我觉得这种中央集权是在一个王朝建立之初安定民心的一个有效的体制，因为它运作的低成本，所以有利于国家初建时的发展。我想这个同样可以适合于现在社会。一个企业在成立之初通过某一个有效地领导可以大大节约管理成本，而成本的降低就为其他方面的发展提供了可能。但是，像清朝一样，从始至终维持一个体制，没有根据自身情况的改变相应的调整管理模式势必会吃下苦果。
晚清的困窘在于，一旦中央政府选择了富强这一目标，就不能不在政治伦理和统治模式上做出根本的结构性改变。
这句话中提到了晚清的困窘。我觉得好多学者在批判晚清改革不彻底，不会领导中国走向富强时提到封建统治阶级局限性是正确的，但是人的本性中或多或少的都会有自私的存在，没有人会和自己的未来过不去，没有人会为了毁灭自己的未来而努力，所以我觉得清朝不能彻底改革是可以理解的。晚清如何解决这种困窘似乎是没有什么讨论价值，因为无论如何这种政治体制都是要变，而每一个人都不会喜欢自掘坟墓的，更何况一个王朝。那么我们应该思考的就应该是这种局面是如何形成的。我个人认为闭关锁国的弊端就在此处。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没有学习，没有新知识的接受和运用，仅仅靠以前形成的一种行为方式是行不通的。要具有一种对自身和周围环境变化的敏感，积极地进行调整，而不是像清朝一样在虚假的稳定中沾沾自喜，等到问题出现就已经不可改变。
那次我们不太注意的演习，也就是在1905年，所以废科举和新兵演习都是一个大事的不同面相，都反映出一个结构性的体制转变。在我看来，这是最后导致清政府崩溃的一个根本原因。因为小政府模式的基本准则就是政府不作为或少作为，只有不扰民的政府才是好政府。如果政府要有作为，就需要花钱。那是的经费来源，要么加征各种临时性的费用，要么就借债，两者就是当时所采纳实施的。后来借债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卖国”的行为，其实就当时的政治伦理而言，这可能是最合适的一个方法。借债总好过加赋，加赋就立刻失去统治的正当性了。但对当下出钱的人来说，临时性的征收与常赋差别不大；而借钱要还，最后还是要转嫁到基层的百姓身上。所以为富强而大幅增加开支，是一个让人非常不爽的时代。
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句戏言在这里作总结也可以。我认为这一段描述了清末的利益冲突，实际上就是政府和百姓的利益是有冲突的。政府希望通过自己的改变为自身以后的稳定奠定基础，而百姓则已经习惯了在一种接近无政府状态下仅仅满足生存标准的生产，在有有事情时，两者都会很正常的去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当利益出现冲突时，强权会维持自己动作的进行，结果必然加剧了他们之间的矛盾，我想这应该就是上面提到结构性体制转变会导致清政府崩溃的原因。而我从中又想到了辛亥革命中的种种不服从组织领导的行为。革命党可以组织会党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在开始时他们的利益又切合点的，会党为了在短期内为自己增加财富，而革命党又会给提供工具，看似玩命的活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失去了它存在风险的性质，会党关注于成功后的利益，而革命党则在开始利用这一点弥补了自身武装力量的不足，但也为日后的混乱埋下了祸根。所以我觉得革命这种东西武装力量的选择是个关键，选择失当很容易导致革命变了味道，失了初衷。孙中山先生再后来开办黄埔军校应该就是出于这种考虑。
现在我们很多人认为最体现西方优越性的就是管理，这是我们中国人不擅长的。
辛亥革命是个充满了变革的时代。文化，思想等等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而非常混乱的局势下变化最显性的是政治体制，政治体制的变革就意味着管理思想的变化。中国就像是被打了过多激素的动物迅速变化。我们的管理思想接受没有经过漫长的过程，几乎就是稍有了解就会马上付之于行动，用实践检验这些东西的正确性。所以我觉得中国，无论是日薄西山的晚清朝廷，还是怀有美好理想的革命党人都忽视了基层人民对新思想的接受程度。还处在愚昧状态的底层百姓，为的无非就是平平安安，活着就好。所以在这个时期没能得到底层人民的支持很正常。也许会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本身是不会去团结民众，这是阶级局限性所导致的，而我认为这还是个思想导致利益不一致的问题。民众听从革命派的前提就是他们自身的利益得到保证，他们听从管理的思想还没有形成，只会从自身考虑。即使革命党去团结，我觉得也不会得到积极地响应。这也是出现会党这个大麻烦的原因。我认为辛亥革命有没有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政权并不重要，主要是它为日后中国各种完善的组织的形成提供了一个思想基础，大家不会仅仅因为自己眼前的利益得不到满足而总是改易旗帜或祸害百姓，也不会像个奴隶一样没有追求，也许这次思想上的变化有点极端，因为有多数人把革命当成了自己的完全解放，但最起码它先重塑了中国人的个人人格，为以后服从指挥的规则的出现提供了前提。可以这么讲，中国之所以能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表现得有组织，有纪律，都是源于辛亥革命期间人们思维的渐变和提升。我们不能仅仅以成败论英雄，无论什么时候。
除年龄外，废科举兴学堂之后，通过读书改变身份的上升性社会变动，还产生了两个根本的变化：一个是贫富的决定性增加，另一个是资源日益集中在城市，乡村慢慢衰落。
用这句话似乎可以解释中国现在的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问题。教育的高成本化以后，中国多了更多不稳定因素，就像现在接受了教育却没有工作，因贫穷而接受不了高等教育。我们在批判清政府的腐朽的同时，一定不要忘记去发现这个王朝能够存在如此长时间在政治上的智慧。低成本在有些情况下意味着低效，但这真是一种稳定的方式。当然，凡事都是把双刃剑，关键是如何调整和改进。我觉得就像现在已经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找到根源，例如教育在地区的差距国家完全可以通过资助的方式进行一种平衡，但是没有作为，在现在的社会，政府不会得到一个稳定的管理环境，希望我们在事情还不严重的时候就有所缓解，而不是向清朝即使想作为也无法下手。
以昔況今，皆如隔世。
这是梁启超1912年秋天回国到京之后第一次演说中的一句话。可见辛亥革命对中国的影响。作者为了方便读者理解，在这句话之前加了一句“无论物质的方面精神的方面”，概括简练而全面。其实我觉得这补充还是调整下顺序的好，应该把精神的方面放在前面。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看法。我非常关注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的思想巨变，因为我在上面提到辛亥革命对后世的影响。社会总是会发展的，生产效率总是会提高的，中国人总会摆脱贫穷的生活，但关键在于我们是不是可以以一个独立的民族的身份真正在世界面前抬起头来。我们可以在外国人的控制下取得进步，但是失去了民族的独立性这种进步又有什么意义呢？无论辛亥革命期间我们到底有没有得到稳定，我们到底有没有形成统一的中国意识，至少我们的思想开始改变，这是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无法比拟的。思想的变化导致行为方式的变化，行为的变化导致社会的变迁，我们能生活在今天这样的社会应该找到真正的源头，而不是仅仅因为没有建立政权而认为辛亥革命是场失败的资产阶级革命。
辛亥革命某种意义上就是知识分子找出路的一场运动，包括个人出路、国家出路两个相辅相成的方向。
知识分子找出路似乎也是现在的一个问题。不过我觉得现在好像还好一点，因为过去读书为了什么，是为了做官。而朝廷取消了科举，大量新式学堂的兴起的确输送了大量人才，但是在一个分工还并不完善的社会中这些人能够做些什么呢？可以说清朝为自己的草率买了
单。政策的出台一定要适应社会的发展背景，单纯的想法往往会坏事。那么辛亥革命从这个方面似乎就可以说成是就业压力的爆发导致革命的发生。我突然觉得清朝很搞笑，忙中出错，乱了阵脚，的确可悲。
这句话还有提到个人出路和国家出路的契合，那么现在的社会似乎主要存在个人出路的问题。人们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活，每时每刻。那么当国家出路出现危机时，中国人是否会在第一时间为了这个民族团结一致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中国人又回到了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即使有，信仰的不统一，国家意识的淡薄也将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
士绅和近代知识分子是当时社会群体中最有影响、最有活力的群体。他们的向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统治秩序的安危。
在张鸣先生的《辛亥——摇晃的中国》一书中提到当时的议会成员主要是士绅，还有个例子就是江浙地区的地方官员早就习惯了遇事咨询士绅领袖的意见，所以这些例子可以证明士绅的作用。士绅的影响力和官员的执行分开应该是一个比较利于稳定的模式，权利的分开的确有利于防止专权的产生。只是很可惜，中国只有少数地区有这种体制，当出现像袁世凯这样的人时，士绅在短期内没有现实的作用，也取决于他们行为的自发性。所以我觉得辛亥革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在一段时间为了革命而革命，用金钱团结了会党而没有发动思想还算有点水平的士绅。虽然临时政府可以成立，但是要看到有些地区的光复靠得是无组织的自发运动，革命党是没有领导他们的。成果出现是要分析到底有多数是属于自己的，而不是因为美好的理想就仅仅看到表面的光鲜。
我们研究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就要看到它并没有像过去所说的所谓往下沉沦，而是正在试图起死回生，同时也要看到所采取的措施没有针对当时的中国，老百姓没有受惠，知识分子也没有出路，这种情况下，掌握着平等。民主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就趁势而起了。
我觉得这个对清朝的评价是非常不错的。就如一个人一样，在低谷时都是会有挣扎的，而不要仅仅因为失败就忽略了即成弱者的努力，对辛亥革命也是如此。
自上而下的自改革和自下而上的革命，同样都是前进。但走得慢的、缺乏民意的，终究要被走的快的、符合民心的冲倒。
得民心这的天下在这句话中与充分的体现
但学堂推广于南北之后，则学生已如同工厂里的产品，每年都是一批一批地被制造出来的。这种成批产出和逐年产出所合成的数量和规模显然要比科举给予的功名多得多和大得多。而以当日中国社会所能接纳的程度相衡量，其间的大半同样在没有出路之中。由此形成的矛盾最终都会转化为学堂群体更多的不安宁和不肯安宁，并从清末一路延续到民国。
我看到这段话很自然的想到了中国社会现在的情况。大学生找工作难的确是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是如何产生的？现在有种说法，大学就像妓女，只要有钱就随便上。当然这句话非常难听，不过这确实反映了中国一个和清末时类似的问题。我们的确应该提高公民素质，但是如何提升？仅仅就是降低大学的门槛？和过去一样，现在上了大学一样不会有非常的自豪感，因为社会上的大学生实在是太多了。而且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大学教育的宽进宽出（以前都会说严进宽出），从大学出来的人并不一定掌握了有用的知识，那么人才的选择上会很困难。而社会上现存的一种扭曲的价值观就是本科至上，导致学习真正专业技术的人才工作困难，那社会整体就会背离真正关键的知识体系，高效从何谈起？社会稳定从何谈起？所以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不要再这个问题到无法解决时才去思考如何改变。我有些担心，有些恐惧。
革命和造反都是类聚，然而时当除旧布新而又新旧杂陈之日，知识人身在多色多样之中，由此形成的类聚，又往往是一种没有文化同一性的汇合。
在这个过程中，各色知识人类聚于十六字誓言之下，但他们之间的没有文化同一性，又决定了这种类聚之松散和易碎。
我在看张鸣先生的《辛亥——摇晃的中国》时有一种感觉就是乱。会党，士绅，革命党，军阀，大家出于自己的利益进行了革命，后来却都算在了辛亥革命头上，有的的确有革命党的作用，可是有些则纯粹是为自己获利而造反，然后挂上革命的旗号。这样的一场革命是不是可以被统一领导显而易见。想想孙中山先生的初始想法，从边疆逐渐进入内地可能会有些慢，可能难以满足人们对于改变的要求，但那是一个真正有基础，有稳定的方式。但是很可惜的就是当时的社会背景不会允许这种形式，一次没有根的革命就这样产生了。我突然觉得孙中山先生很不容易，面对胜利却只会感到空前的压力。中国共产党应该就是赢在了渐进胜利上，而如果回顾过去，孙先生是他们的老师。
抛开历史，我觉得一个团队关键就是要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只有这样领导才会有效，工作才会高效，规则才会有执行的可能，志同道合总会产出巨大的力量。我觉得历史不光是给我们以研究的材料，还给了我们古今通用的准则。
后来黄兴起事失败“索捕甚亟”，有心东渡又“绌于川资”。而曾做过两湖书院院长的梁鼎芬与之师生“密会”，先责以“洗心革面”，继“知东渡无资，遂赠银若干”。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我觉得看到这样的故事会很自然的有种自豪感。中华民族的宽容，善良都在这里有体现，包括日后的对日本侵略者的宽容。我觉得我们的心理真的很有意思。
而二次革命的一触即溃和一溃即散，有非常明白地说明曾经拥护革命的城市社会此日要的以不是革命而是秩序。
对于这句话我倒是觉得整个过程人们需要的都是一种秩序，一种安定的，能够生存的秩序。所以会党也好，商会也好，革命党也好，大家都在需求一种安定的秩序，当然他们在找属于自己的秩序。辛亥革命在进行中有一个问题就是光复的地区并没有真正的稳定，特别是对百姓，人们才会在袁世凯身上寻找归属感，所以革命党并不会像后来的红军一样得到人民的支持。道理就是这么简单，人们都会倾向于相比之下更加稳定的秩序，并且去维护帮助他。当然这些在辛亥革命期间革命党无法做到的，太快的变革真的不利于稳定。
于是辛亥革命之后的历史，便不得不在时间上前后倒置地展开于社会变迁之中，去为一场成功得太过容易的革命做完它应做而未做得事。
这种情况的产生我认为是不能够控制的。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难以存在一个渐进的革命成功，看下辛亥革命的过程就很容易了解到在武昌首义之后，其他地区迅速响应，哪怕是没有革命党宣传的地区都会自发的革命。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做法是难以控制的，我对辛亥革命会形成这样一种无奈的时间格局和发展进程持一种肯定的态度，毕竟我们要顺应历史。不过似乎这么说在辛亥革命开始时就已经注定了它失败的结局，历史也许就是这样，总是要牺牲一部分人以推动它的运转。
一批深受皇恩的“干部子弟”可以存心求死，坚定表明自己是革命党。注意这是一批受到政权恩惠的读书人，另一批维护他们的人更是政权本身的成员，这种集体行为背后，揭示出一个新观念的浮现——一个超越于朝代或种族的“国家”，逐渐出现在这些人的意识层面，越来越清晰；很多人至少已经朦胧地意识到有这样一个东西的存在，值得为之牺牲。
我很高兴的看到自己对辛亥革命的一个看法在这里得到了支持，就是辛亥革命对于人们思想转变所起到作用，或者是一种思想启蒙。国家意识从无到有的建立起来是一个令人振奋的过程，我在这段话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但是，这种国家意识又是怎么在现代社会中逐渐消亡的呢？的确，在世界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已经不可能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体存在，那么在国外思潮来袭时，我们到底应该做些什么去捍卫我们的中华意识，去感受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我并不觉得国家的危难是像外族入侵这类事情，而是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独立的价值观，盲目地寻求一种国外元素的同化。我们到底应该做些什么去强调中国文化，去唤醒中国意识，让我们这些年轻一代做一个由内到外的中国人。
政治就是分清敌我——施密特
革命总是发生在统治者已经有改善的时候，而不是最坏的时候——托克维尔
各省只打自己的小算盘，这是中国真正的悲哀。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容易，但是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共和国却是难上加难。各省靠不同的力量进行革命，形成了不同的利益趋向的政治组成，意见难以统一是肯定的。人人为己不光在历史中，现实只是表现的稍微委婉一点而已。自私其实从个人角度讲，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哀。
天下善恶不再分明，实力决定国是，也裁定是非。民初的中国成为一个以力取胜的蛮性世界。
中国在一种学习的过程中变得激进，各种思潮倾倒式的涌入。那么我就想为什么当时的人会没有选择的，或者极度片面的去接受并解释一些思想呢？比如上面就片面的使用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我觉得当时的人有一种倾向，就是倾向与强者，简单的认为强者的东西就是好的。的确中国在中华天朝的幻梦中生活了几百年，突然发现自己竟然不堪一击。这种心理的落差的确难以让人忍受。有识之士为了中国在世界中迅速恢复地位和权利，就去寻找简单快捷的方式。例如立宪就是看到了日本的强大。这种急切的态度必然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过程粗放，不会根据本国国情做出相应的调整。这个我倒是想到了我们每个人的学习。大多数人在探求属于自己的学习模式时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照搬别人的学习方法，没有考虑自己的基础，简单的跟风，虽然初衷没有问题，但是做事的方法未免太过草率。失去了自己就是取得成绩也不会太好玩。
人们价值观的扭曲和道德的沦丧确实是辛亥时的一种事实。这似乎又是生存法则的在人类社会的具体体现。虽然现在的竞争变得非暴力化，但是上面所说的以力取胜把力理解成能力在任何时代都是行得通的。历史中的生存准则都是如此，现在同样，我们没有理由去做不求进取的一代。
“其专在上”，中央集权，地方势必失去自主性，失去了自主性，地方就没有积极性，只能是一潭死水；“砌砖在下”，地方做大，又易形成外重内轻之局，一旦这种格式形成，就极可能导致地方诸侯割据、混战，民国的历史不就是这样的吗？中国的历史还是难逃“一收就死，一放就乱”这样的轮回。
在本书中有提到割据的问题孙中山面对了，袁世凯面对了，做的比较好的是蒋介石，但是他也是相应的付出了代价。所以专在何处的确是个难以平衡的问题。那为什么中国总是在这种轮回中发展呢？虽然世界上有些国家成立时间不长，比如美国，有过内战，不过那是两个相似的阶级因为不同的利益导致的。那么中国呢，是不是可以说在度过了封建的时代之后我们就可以在大同小异的和平中比较稳定的发展呢？对于上面提到的轮回，我倒是抱一种乐观的态度。举个例子，大家都在埋怨政府腐败，但是似乎大家的生活还是不错了，不稳定因素在大多数人可以容忍的限度内，那么不会大多数人去寻求政治上的冒险。一个时代无论多么和谐都会有不满的声音，这是必然的。但是这些不满的声音是否可以强大到足以改变一个政权需要许多特殊的环境因素。所以对于轮回这个问题，注意就可以，还是乐观点好。
晚清太平天国革命之后各地封疆大吏的崛起，地方士绅所形成的“士绅公共领域”，在革命未发生之前，已经使清王朝开始解体，一旦革命发生，立即以“地方独立”的方式让旧王朝崩盘。
这是对辛亥革命在政局上本质的一种描述。就是说辛亥革命仅仅为清朝解体提供了一种契机，并非就是这一场革命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党的领导下有序进行的运动。所以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在分析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暂且认为这是场失败的革命，当然我并不同意这种说法），并不应该以偏概全，把原因归结到资产阶级身上，因为参加这次革命的人并都是由资
产阶级革命党组织的。而既然在辛亥革命之前就已经隐性的形成了现在的格局，那么说讨论辛亥革命在政治上的成就或失败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还是从其他方面，或者抛开辛亥革命这个事件，而去分析这个时期会更好一点。
而对于全国相对统一，我觉得还是从蒋介石时期开始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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