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현대，朝鲜汉字转简体：现代，英文：Hyundai）是世界五百强车企现代汽车（Hyundai Motor Company）旗下的汽车品牌，旗下主要车型包括索纳塔（Sonata）、伊兰特（Elantra）、胜达（Santa Fe）和途胜（T，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现代财政制度4篇 , 供大家参考选择。
现代财政制度4篇
现代财政制度篇1
楼继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财政部部长 楼继伟
核心要点：
■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税体制在治国安邦中始终发挥着基础性、制度性、保障性作用。财政制度安排体现并承载着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等方面的基本关系。
■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内外形势变化，现行财税体制存在的问题日益显现：预算管理制度不规范、不透明，不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税收制度不健全、不完善，不利于发展方式转变、社会公平和市场统一；中央和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不清晰、不合理，不利于建立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
■ 如果说1994年财税改革的目的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体制框架，那么，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就是要建立“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制度基础。
■ 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就是要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制度，建立健全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最近，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这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央较早制定的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改革方案。《方案》明确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思路原则、主要任务和时间安排，充分体现了中央对财税改革和财政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财税改革和财政制度建设的行动指针。我们要认真学习、准确把握、扎实推进，打好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这场“硬仗”。
一、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是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刻变革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税体制在治国安邦中始终发挥着基础性、制度性、保障性作用。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苏辙论证，“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世之本。国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败，常必由之”。财政制度安排体现并承载着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等方面的基本关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处于基础位置，深刻影响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等领域。古今中外的实践表明，人类国家史上的每一次重大变革，无不渗透着深刻的财政原因。我国的商鞅变法、唐代“两税法”、明代“一条鞭法”、清代“摊丁入亩”等改革，基本上都是围绕财税问题展开的。17世纪英国“光荣革命”确立的税收法定原则，为英国在工业革命中的崛起奠定了基础。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预算制度变革开启了“进步时代”的大幕，推动美国步入世界强国之列。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财税体制改革和财政制度建设。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要求的财政制度方面进行了艰苦探索。改革开放以来，财税体制改革成为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先行军，财税体制大体上经历了从统收统支到包干制，再到分税制三个阶段。特别是1994年实施的税收制度和分税制改革，是我国财政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建立及随后的调整、完善和稳健运行，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积极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扩大对外开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带动和支撑了农村、国有企业、金融、投资、价格、外贸等领域改革。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内外形势变化，现行财税体制存在的问题日益显现：预算管理制度不规范、不透明，不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税收制度不健全、不完善，不利于发展方式转变、社会公平和市场统一；中央和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不清晰、不合理，不利于建立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这不仅影响财政自身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而且影响国家发展战略、宏观政策效果，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迫切需要进行整体性、适应性的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这是全面总结古今中外历史经验、深刻把握国家治理与执政规律、着眼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作出的重大决策。《方案》的形成和通过，是我们党指导财政制度建设和财政改革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今后一个时期财政改革发展和财政工作的行动纲领。如果说1994年财税改革的目的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体制框架，那么，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就是要建立“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制度基础。只有财税体制改革取得根本性突破，才能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讲，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决不是体制机制的修修补补，更不是扬汤止沸，而是一场关系我国现代化事业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刻变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的迫切需要，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建立健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二、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是对现行财税体制的继承与重构
《方案》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是，按照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以改进预算管理、完善税收制度、明确事权和支出责任为重点，建立统一完整、法制规范、公开透明、运行高效，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可持续的现代财政制度，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财税制度保障。现代财政制度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既是对现行财税体制和制度的继承与创新，又是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新形势，对财税体制等基础制度的系统性重构。总体上讲，现代财政制度在体系上应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公平统一、调节有力的税收制度，中央和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在功能上要坚持公共财政的定位，体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要求，不“越位”、不“缺位”，发挥财政制度稳定经济、提供公共服务、调节分配、保护环境、维护国家安全等方面的职能；在机制上应符合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形成公开透明、权责对等、有效制衡、运行高效、可问责、可持续的制度安排。重点围绕以下改革任务展开：
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制度。这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和重要标志，是强化预算约束、规范政府行为、实施有效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重大改革举措。一是建立透明预算制度。除涉密信息外，所有使用财政资金的部门都要公开本部门预决算，尤其是财政资金安排的“三公”经费都要公开；进一步细化政府预决算公开内容、扩大部门预决算公开的范围和内容。二是完善政府预算体系。结合修订有关法律规定，清理规范重点支出与年度财政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挂钩事项，一般不采取挂钩方式；政府收支要全部纳入预算，明确“四本”预算的收支范围和功能定位，加大相互之间的统筹力度。三是改进年度预算控制方式。预算审查的重点由平衡状态、赤字规模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实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并强化三年滚动财政规划对年度预算的约束。四是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稳定增长机制，逐步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所占比重；对专项转移支付进行清理、整合、规范，逐步取消竞争性领域专项和地方资金配套，同时严格控制新增项目和资金规模；建立专项转移支付定期评估和退出机制。五是加强预算执行管理。硬化预算约束，预算未安排事项一律不得支出；全面落实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借鉴国际经验，推进国库现金管理。六是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依法建立以政府债券为主体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控制，分类纳入预算管理，并严格限定举债程序和资金用途；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完善地方政府考核问责机制和信用评级制度。七是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除专门的税收法律、法规外，起草其他法律、法规、发展规划和区域政策都不得规定税收优惠政策；未经国务院批准，不能对企业规定财政优惠政策；严肃财经纪律，严格财政资金分配使用的监督问责，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建立健全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税收制度是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一轮税制改革总的方向是，优化税制结构、完善税收功能、稳定宏观税负、推进依法治税，充分发挥税收筹集财政收入、调节分配、促进结构优化的职能作用。一是推进增值税改革。扩大营改增实施范围，“十二五”完成营改增目标；适时优化税率，实行彻底的消费型增值税制度并完成增值税立法。二是完善消费税制度。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优化税率结构，改革征收环节和收入分享办法，增强消费引导与调节功能。三是加快资源税改革。抓紧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全面推进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相应清理取消涉及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逐步将资源税扩展到水流、森林、草原、滩涂等自然生态空间。四是建立环境保护税制度。按照重在调控、清费立税、循序渐进、合理负担、便利征管的原则，将现行排污收费改为环境保护税，新设二氧化碳税目，进一步发挥税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促进作用。五是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总的方向是，在保障基本居住需求的基础上，对城乡个人住房和工商业房地产统筹考虑税收与收费等因素，合理设置建设、交易、保有环节税负，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使房地产税逐步成为地方财政持续稳定的收入来源。房地产税改革要加强调研，立法先行，适时推进。六是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合并部分税目作为综合所得，适时增加专项扣除项目，合理确定综合所得适用税率；尽快推广个人非现金结算、建立第三方涉税信息报告制度等。此外，抓紧修订《税收征管法》，促进依法治税，同时也为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改革创造条件。
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在保持中央和地方收入格局大体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合理划分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促进权力与责任、办事与花钱相统一，全面提升国家治理效率。一是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遵循公平、便利、效率等原则，考虑税种属性和功能，将收入波动较大、具有较强再分配作用、税基分布不均衡、税基流动性较大的税种划为中央税，或中央分成比例多一些；将地方掌握信息比较充分、对本地资源配置影响较大、税基相对稳定的税种，划为地方税，或地方分成比例多一些。收入划分调整后，地方形成的财力缺口由中央财政通过税收返还方式解决。二是合理划分各级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要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直接支出比重，将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关系全国统一市场规则和管理的事项集中到中央，减少委托事务，提高全国公共服务水平和效率；将区域性公共服务明确为地方事权；明确中央与地方共同事权。在明晰事权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支出责任，中央可运用转移支付机制将部分事权的支出责任委托地方承担。
三、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是一场牵一发动全身的“硬仗”
《方案》明确，2016年基本完成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和任务，2020年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财税体制改革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涉及方方面面的权益调整，情况复杂、矛盾交织，而且时间紧、任务重。必须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精心组织、周密部署、攻坚克难，确保改革顺利推进。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改革决策部署上来。我们要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中央关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深刻认识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和部署要求，凝聚全社会支持改革的共识和力量。深化财税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核心作用。要切实增强大局意识，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突破部门和地区利益的藩篱，不打“小算盘”，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全面贯彻中央改革决策部署，科学把握稳增长、调结构与促改革的关系。各级财政部门要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既勇于担当，不畏难、不缺位，又审时度势，不抢跑、不越位，扎实做好每一环节的改革工作，确保中央改革决策部署的顺利有序实施。
坚持问题导向研究各项具体改革政策措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要坚持从具体问题抓起，着力提高改革的针对性和时效性，着眼于解决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要敢于正视问题、化解矛盾，坚持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和解决问题。尤其是在推进预算公开、清理专项资金、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问题上，要有敢于触及矛盾、解决问题的责任担当。牢固树立实践第一的观点，在深入人民群众、深入基层一线中破解财政改革发展中的难题，以解决问题为己任，集聚推动财政事业发展的正能量。
坚持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必须把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结合起来。改革总体方案是顶层设计，但有了顶层设计不等于可以马上操作，还要深入研究每一项改革任务的具体方案、路径、举措、步骤。在改革过程中，要坚持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对那些有共识但尚不具备全面推开条件的改革，以及涉及面广、利益关系复杂、意见分歧较大的改革事项，应试点先行，从典型经验中丰富改革理论，完善改革实践。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任务，以可复制、可推广为基本要求，不能借改革之机要照顾、争优惠，打造新的“政策洼地”。
坚持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实施过程中，要注意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兼顾效率与公平，统筹当前与长远。一方面要明确改革逻辑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增强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对于财税体制改革中一些矛盾集中、情况复杂的“硬骨头”，要坚决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以壮士断腕的精神，尽快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改革新进展。另一方面，要注重改革的统筹性，使财税改革与其他方面改革相互衔接、形成合力，以握指成拳、集中发力的方式，将一项项任务落实到位。
改革蓝图绘就，奋进号角劲吹。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决贯彻中央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决策部署，坚定信心、锐意进取、真抓实干，建立完善的现代财政制度，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苗木供应合同书
甲方：
乙方：周至县哑柏镇绿星苗圃
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 （以下简称甲方）从周至县哑柏镇绿星苗圃（以下简称乙方）购买银杏苗木，（用于渭政办发[2010]205号文件，渭南市区绿化），并就相关事宜达成以下协议：
一、苗木数量：
二、苗木规格：胸径15cm以上，主干通直，树头完整，枝条匀称、丰满，无病虫害，树形美观。
三、苗木价格：每株计人民币
四、该价格包括：苗木费、挖掘费、包装费、装车费、拉运费五项。合计人民币（ ）
五、付款方式：任务完成后，10日内一次付清。
六、有关事项：
1、土球规格：苗木所带土球直径1.2米以上，厚度60cm以上，卸车前完整不破裂。
2、包装规格：土球包装腰带无间隙宽度12cm以上，纵扎草绳间隙在2cm以下。绳杆高度40cm，缠冠高度2米。
3、所有苗木必须是播种培育，均为本苗圃苗木，严禁从外省、外地调动，由此产生的不良后果，由乙方负责。
现代财政制度篇2
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2018年01月03日 09:11 来源：经济参考报 杨志勇 张斌 汤林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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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在完善预算管理制度，以实现预算改革的“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目标。这不仅仅需要改进收支预算管理制度，而且还要构建政府综合财务报告体系。
中国地方政府的间接负债和或有负债问题是最受关注的问题。地方政府不直接举债，但是只要地方政府拥有地方国有企业，间接举债机制就一直存在，间接负债以及或有负债问题就会不同程度地存在。虽然我们很难一一厘清地方政府的债务责任，但是采取谨慎的做法，可以最大限度地防范债务风险，应对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
当下，太多的人关注地方债问题，实际上，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养老和医疗保障问题的严重性超出社会的想象。这意味着，社保基金的缺口问题不容小觑。
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包括政府资产负债表在内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体系是这一制度的重要内容。十九大报告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要求化解重大领域的风险。积极应对风险，需要对包括债务风险在内的各类重大风险有全面的认识。中国政府资产负债表研究可以帮助风险防范和化解的决策。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税收研究中心自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之后，就开始了中国政府资产负债表研究工作。这一方面是为了回应社会各界对中国政府债务风险应对能力的关切，另一方面是财税改革和现代财政制度探索提供决策支撑。
时至今日，地方债问题仍然受到关注。不同的假设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唱衰者甚至认为中国债务负担会让中国崩溃，显然这不是事实，但中国到底有多强的应对债务风险能力呢？持续增长的财政收入有助于应对债务风险，但经常性收入毕竟首先要满足经常性支出的需要，应对历史累积起来的债务风险，在相当大程度上需要考虑政府资产因素。资产是可以带来未来经济效益的资源，资产持续带来的收入和资产变卖的一次性收入都可以用于应对债务风险。中国规模庞大的国有经济、国有土地和其他国有资源都可以带来巨额收入，但是政府资产到底有多大，仍然需要给出较为明确的答案。摸清家底，是现代财政制度建立不可或缺的内容。
编制政府资产负债表的现实意义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帝王占尽天下资源的时代，帝王家也必须掌握自身可动用资源的情况，要不时地进行权衡取舍，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现代社会中，政府所谓的理财实际上只是代理天下之财，所掌握的资源也只是社会资源的一部分，铺张浪费、奢靡之风，均非社会所需。现代政府更有必要了解自己的资产和负债情况。
涓涓细流，各种财政收入或者当即转化为支出，或者形成各类资产。如此，收支在预算表中就会得到体现。政府在不同时期形成的资产未来都有可能转化为政府可支配财力。由此，政府资产就成为应对不时之需的“储备”。面对各种不确定性，现代国家基本上放弃了“量入为出”的理财原则，而转向“量出为入”，这样，收支缺口的出现就非常正常。收不抵支，就有了赤字和公债。债务需要偿还。政府有多少偿债能力，除了看当期财政收入之外，还要参考政府资产状况。在经济遇到困难时，财政收入往往增长乏力，甚至负增长，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就一定要惨淡度日。往昔所积累的资产能够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助政府一臂之力。当金融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时，金融风险就可能转化为财政风险，严重时甚至酿成财政危机。因此，政府未雨绸缪，实属必要。
未雨绸缪要求财政有应对未来风险的能力。这就要求政府能预测未来风险，且对自身应对未来风险的能力有充分的了解。政府资产负债表，可以帮助政府了解这方面的信息。现代政府是受人民之托而成立的政府。人民对政府的监督也需要有充分披露政府信息的载体。政府预算可以帮助人民了解政府收支信息，政府资产负债表以及其他报表可以让人民掌握更全面的政府财务状况。中国正在完善预算管理制度，以实现预算改革的“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目标。这不仅仅需要改进收支预算管理制度，而且还要构建政府综合财务报告体系。
编制中国政府资产负债表需注意特殊国情
中国政府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尚处于试点阶段，其中存在许多需要克服的难题。政府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服从于目标，政府资产的内涵界定同样要从目标出发。不是政府控制的资产在政府资产负债表上体现，意义不大。
政府资产负债表的编制首先因金融危机而起。编制政府资产负债表，所要解决的是中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到底有多大这一问题。不是所有资产都是可以动用的资产。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但一方面我们无法真正掌握矿产资源的实际总数，另一方面有些矿产资源即使我们明知它在那里，也不适合开采，这样的矿产资源肯定属于国有资产范畴，但在编制政府资产负债表时需要慎重处理。总的原则应该是，不能动用的资产即使是政府资产，也不必在政府资产负债表中体现。现代政府所拥有的资产形式多样，中央银行作为一个特殊机构，它所拥有的资产应该怎么处理？中央银行发行货币，实际上是通过负债的方式扩大自己的资产。中央银行自身的资产负债表会随着货币发行而扩张，但是，政府的实际可支配财力增加了多少，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因为实际可支配财力与物价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中央银行资产不能被直接列入政府资产，否则可能产生误导。
土地作为自然资源，一些国家的政府资产负债表中不列示。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土地在中国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形成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不列示，那么这就很容易低估政府的可支配财力。最近20年，地方政府无论是建设基础设施，还是提供公共服务，都离不开土地所产生的财力。因此，无论如何，土地都应该在政府资产负债表中得到体现。但是，这里有一个估值问题。不是所有的土地都值钱，不是所有的土地都能得到利用。因此，应该有合适的方法区分不同的土地，并用合理的方法对土地进行估价。
中国国有经济规模不小。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国家参股企业的国有资产如何计算也是一个难题。不同企业根据会计准则采取不同的资产计量方法，直接加总肯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舍弃直接加总方法，又有什么方法可以替代呢？能做到用统一的方法计量，确实不错。这样的理想状态实际上是无法达到的。例如，同样是无形资产，有并购交易的企业就可能计算在内；没有并购交易的企业，就可能不予计算，而且即使都计算无形资产的价格，由于所采用的评估方法不同，也可能有不同的结论。考虑到这样那样的因素，次优的直接加总计算政府资产总额的方法可能会胜出一筹。
采取谨慎性原则编制中国政府资产负债表
政府负债状况一直是争议很大的问题。直接显性负债几乎没有争议，但是间接负债、或有负债、隐性负债等争议不断。间接负债在多大程度上才会传递到政府，并最终转化为政府的债务责任呢？这中间的传递过程，不同的间接负债可能有不同的情形，很难一刀切。或有负债同样如此，或有负债或者转化为直接负债，或者不转化，一切皆有可能，但是转化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隐性负债可能更加复杂，潜在的债务负担首先要历经显性化过程，各种各样的计量问题都可能出现。中国地方政府的间接负债和或有负债问题是最受关注的问题。地方政府不直接举债，但是只要地方政府拥有地方国有企业，间接举债机制就一直存在，间接负债以及或有负债问题就会不同程度地存在。我们需要确立的是，即使地方政府没有举债的额度限制，地方层面也应有力量遏制地方政府的盲目举债冲动。现阶段显然这一目标还没有实现，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仍然会复杂下去。虽然我们很难一一厘清地方政府的债务责任，但是采取谨慎的做法，可以最大限度地防范债务风险，应对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
中国亟须设计出符合自身特点的政府资产负债表框架体系，无论是从应对金融风险的角度，还是从提高财政治理的现代化水平来看，这都是应当的。现代财政制度需要有与之匹配的良好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体系。当下，太多的人关注地方债问题，实际上，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养老和医疗保障问题的严重性超出社会的想象。这意味着，社保基金的缺口问题不容小觑。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国政府的总资产完全能够覆盖包括社保基金缺口在内的总负债，且还有较大空间。这是我们试编制政府资产负债表的一个应用。
中国政府资产负债的基本情况
由于数据所限，中国政府资产负债表（2017）所试算的中国政府资产负债表全面数据截至2015年。2010—2015年中国政府资产、负债和净资产概况如下：
2010—2015年，中国政府的总资产几乎都超过百万亿元人民币规模，分别为106万亿元、86万亿元、102万亿元、114万亿元、111万亿元和125万亿元。从2010～2015年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国政府总资产与当年中国GDP的相对规模，在1.8倍左右。
2010—2015年，如果计入社保基金缺口（均取参考值10万亿元），中国政府总负债分别为41万亿元、44万亿元、48万亿元、54万亿元、69万亿元、70万亿元。如果不计社保基金缺口，中国政府总负债从约30万亿元增加至约60万亿元，平均看占GDP的比例约为80%。
2010—2015年，按照最保守的计算方法，即计入社保基金缺口（均取参考值10万亿元），中国政府净资产分别为65万亿元、41万亿元、54万亿元、59万亿元、42万亿元和55万亿元，相应地，中国政府的资产负债率，即总负债对总资产的比率，虽然有所波动变化，但平均看来基本维持在50%上下的水平，最低时不到40%，最高时也仅略超过60%。也就是说，中国政府的资产负债率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政府总资产完全可以覆盖政府总负债。
从试编的中国政府资产负债表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中国债务风险总体可控。2010-2015年，无论是否计入社保基金缺口参考值，中国政府净资产（值）都保持了庞大的规模，且具有较强的灵活性。说明中国政府的总资产可以完全覆盖总负债，并且还有较大空间。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只需审慎处理，注意防范局部风险，就可以有效应对。
第二，政府总资产中，财力性资产占主要份额，2015年约占70%；服务性资产占比较低，2015年约占30%。这种结构表明政府拥有资源中，能够提供财力的资源较多，政府财力具有较强的灵活性。
第三，财力性资产结构变化较大。2010-2015年，国有经济和资源性资产相对比重从资源性资产占主要份额，变为二者基本平衡，国有经济占比略占优势。变化趋势表明国有经济的发展比较平稳，资源性资产的波动性较大，前者是政府掌握的更稳定的财力资源。
第四，资源性资产中，土地资产占绝大多数；油气资产的占比很低。在资源性资产中，土地构成了政府的主要财力资源。
第五，政府总负债中，若计入社保基金缺口参考值，或有和隐性负债约占三分之二的份额；若不计入社保基金缺口的参考值，或有和隐性负债仍占主要部分，但与直接显性负债的占比更加平衡。注意，或有和隐性负债占主要份额。
由此，我们认为，应更全面地认识中国政府债务风险。第一，政府负债的特点之一是或有和隐性负债占主要份额。这需要进一步分析负债的成因，需要分析地方政府是不是做了正确的事。第二，关注债务风险不能仅考虑政府负债本身，还必须同时考虑政府资产。年度财政运行即使收不抵支，也不见得有风险。只要政府资产能够及时变现，财政风险就不会出现。第三，应高度关注政府资产。政府资产是政府掌握的资源，摸清“家底”具有重要意义。现实中，一些政府资产处于“沉睡”甚至“失联”的状态，对政府负债的关注已经很多，对政府资产的关注还不够。为此，应加快和深化相关改革，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特别是加快政府会计改革，尽快公布官方版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为国家治理提供更可靠的会计信息。
未来的工作
近年来，中国政府资产负债表研究得到学界的重视，这无疑有助于这一工作的完善。不同的出发点、不同的知识结构、不同的会计假设，可能导致设计出不同的政府资产负债表框架体系。我们所设计的政府资产负债表框架体系以及所选择的方法，都是基于特定假设所选择的结果，肯定还有许多需要完善之处。我们的研究报告只是抛砖引玉，让这个问题引起社会更多人的关注，以集中更充分的力量，一起把国家大账算好，为防范金融风险做好基础工作，共同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政府资产负债表的编制，面临数据滞后难题。这在正常时期可能不是什么大事，但在特殊时期，就可能影响判断，因此除了编制政府资产负债表之外，还应该有一套能够大致厘清资产负债表报告日之后的情况说明办法。政府资产负债表的编制问题，有许多在国际上也尚未形成共识。只有从编制资产负债表的目的出发，我们才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合理方法。政府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既是财政问题，又是会计问题，还涉及统计问题。财政学界、会计学界、统计学界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当携手共同攻关，发挥各自学科的优势，克服难题，编制出既能为社会广泛接受又符合中国社会特点的政府资产负债表。
中国政府资产负债表研究的意义重大。我们希望读者关注数据，但也希望读者能更多地关注中国政府资产负债表编制方法的探索。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一课题，并开展相关研究成果的应用研究。我们愿意和社会各界一起共同努力，并期待中国官方正式的政府资产负债表的公开问世，期待中国政府综合财务报告体系能够早日完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税收研究中心）
现代财政制度篇3
建立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财政制度
2018年12月22日来源：《求是》2018/24 作者：中共财政部党组
改革开放40年来，财税体制改革不断向前推进，适应我国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要求的财政制度日臻完善。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财税体制改革，对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等提出明确要求，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推动现代财政制度建设指明了方向。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财税体制改革和财政制度建设实现多点突破、纵深推进，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愈加显著。
一、现代预算制度主体框架基本确立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构建公共财政框架，我国颁布实施预算法，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政府收支分类等预算管理改革举措相继推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约束有力、讲求绩效的要求，预算管理制度改革作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当头炮”率先启动、率先突破，新预算法颁布施行，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落地实施。
推进预算公开制度化。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除涉及国家秘密的信息外，所有使用财政资金的部门和单位都公开预算。不断扩展和规范预算公开的内容、范围和方式，提高财政透明度，推进阳光政府建设。
切实硬化预算约束。增强预算法治意识，坚持先预算后支出，强化预算执行的程序性约束，坚决杜绝随意开财政收支的口子。严控预算调整和调剂事项，强化预算单位的主体责任。
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赋予地方政府适度举债权限，明确政府债券是地方举借债务的唯一合法形式，覆盖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预算管理、风险管理、监督管理等各个环节的“闭环”管理体系基本形成。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化解存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
构建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更加注重结果导向、强调成本效益、硬化责任约束，健全绩效目标与预算同步申报、同步审核、同步批复机制，绩效目标管理范围覆盖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重点绩效评价机制常态化，推动提升政府行政效能和公共服务质量。中期财政规划管理、编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等改革工作取得积极进展。通过深化改革，预算约束持续强化，财政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政府治理方式发生深刻变革。
二、税收制度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着眼于税制现代化，适应改革开放各个阶段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我国税制建设经历了从“利改税”到涉外税制和国内税制“双轨”并行，再到内外资统一税制，其后逐步迈向现代税制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税种科学、结构优化、法律健全、规范公平、征管高效”的目标要求，税收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并与税收立法、减税降费相协同，解决了许多长期以来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
改革增值税制度。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实现增值税制度对货物和服务全覆盖，营业税退出历史舞台。在此基础上，将增值税四档税率简并至三档，降低增值税税率水平。营改增改革贯通了服务业内部和二、三产业之间的抵扣链条，促进了社会分工协作，有效减轻了企业税负。
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对部分所得综合征税，提高综合所得基本减除费用标准，优化税率结构，设立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等六项专项附加扣除项目，标志着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向综合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
完善消费税制度。调整征收范围，优化税率结构，改进征税环节。先后三次提高成品油消费税单位税额，取消对小排量摩托车、汽车轮胎等产品征收消费税，将电池、涂料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较大幅度提高卷烟消费税税率，对超豪华小汽车加征消费税，进一步增强了消费税的调节功能。
推进资源税和环境保护税改革。全面推行矿产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开展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按照清费立税原则取消或停征了相关收费基金，颁布施行环境保护税法，有力促进了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加快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船舶吨税等6个税种已经完成立法，其他税种立法分类推进，加快完成在2020年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改革任务。
三、财政体制不断完善
改革开放初期的10余年，我国主要实行以放权让利为主要特征的财政包干体制，打破了中央和地方吃“大锅饭”的格局。按照党的十四大部署要求，从1994年起实施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相对稳定和规范了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此后历经所得税分享改革、出口退税分担机制改革等，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进一步理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匹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按照“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的改革要求，财政体制改革步伐加快。
有序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出台《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划分改革的基本原则、主要任务和要求。制定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为推进分领域改革提供了引领。出台外交、医疗卫生领域改革方案，其他领域改革方案正在抓紧推进。
适时调整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结合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实行中央与地方增值税收入“五五分享”。将出口退税增量改为全部由中央财政负担，明确证券交易印花税全部为中央收入。中央对地方不再实行消费税和增值税增量返还，改为实行定额返还。
改革完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逐年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清理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实施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财政政策，建立健全激励机制。
四、财税体制改革在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经验
回顾4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财税体制改革已从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转变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础性支柱性制度创新，为经济社会转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动力。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财政实力不断壮大，全国财政收入由1978年的1132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17.26万亿元。财政支出结构不断优化，财政的公共性、公平性、公正性日益彰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对不同经济形势的财政宏观调控体系形成并不断完善，财政调节经济的作用显著增强。40年来，财税体制改革在实践中不断深化，积累的经验弥足珍贵。
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下的现代化。“财”和“政”有机统一，所有财政工作都是贯彻落实党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具体化，必须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旗帜鲜明讲政治。财税体制改革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推进，从思路酝酿、政策设计、方案出台到落实落地，都要坚决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确保改革各项工作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财税制度安排要鲜明体现党的宗旨，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必须坚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按照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要求，把握好财政有所作为的边界和重点作为领域，合理配置财政资源。既要遵循市场规律，善用市场机制解决问题；又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把该管的事情管好管到位，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坚持兼顾效率与公平，在提高效率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公平。
必须坚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央的控制力和地方的活力缺一不可。既要从党和国家全局高度，充分保障中央宏观调控、推进重大改革、维护市场统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能力，又要充分考虑地方利益和分级管理需要，兼顾好、保障好地方利益，调动地方推进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必须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财税体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核心内容是利益调整，推进改革要把握好“稳”与“进”的辩证统一。要坚持“稳”，充分考虑既有利益格局及各方面承受能力，平衡好有关方面的关系，维护经济社会大局稳定。在此前提下，积极寻求“进”，把握好改革举措出台的时机、力度和节奏，稳扎稳打、确保实效。
五、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站在新的更高起点上，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立足于服务党和人民事业，立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立足于发挥财政宏观调控作用，加快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财政体系。
构建以共享税为主的中央地方收入分配格局。在保持现有中央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的前提下，加快税制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收入范围，形成财力协调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
加快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加快工作进度，尽快制定出台相关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在拟定方案时，充分考虑我国国情特点，可确定在一段时期内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稍多一些，使之同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相适应。主要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大体划分清楚后，配套相应转移支付制度，有力促进中央与地方权责清晰、财力协调，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优化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完善后的转移支付制度要体现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符合转移支付的属性功能，有利于发挥中央调控作用，并同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划分相衔接，更好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健全财政收支预算管理。切实落实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成果，加强政府预算统筹协调，规范收入预算管理，强化中央部门预算的约束作用，防止和纠正地方脱离实际出台支出政策，积极推动社会保险基金精算平衡，打通政府预算、资产、债务管理链条，实施跨年度预算平衡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硬化预算约束作用，增强财政可持续性，推动各级政府全面履职尽责。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实现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将绩效管理深度融入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过程，着力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以上改革到位后，将有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现代财政制度篇4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构建现代财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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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新疆财会》
【年(卷),期】2015(000)001
【摘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涉及制度创新和利益关系的调整，任务艰巨，面临许多矛盾和困难。自治区财政厅直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困难和问题，紧密结合实际，深入分析研究，充分酝酿，牵头起草了《自治区贯彻落实〈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实施意见》，于2014年9月4日经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研究通过。
【总页数】1页(P.20-20)
【关键词】财税体制改革;财政制度;现代;第五次会议;自治区;利益关系;制度创新;财政厅
【作者】;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英文
【中图分类】F8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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