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影响
总体国家安全观
第一篇：总体国家安全观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国安才能国治，治国必先治安。保证国家安全，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新时代新形势不仅呼唤新的改革观、发展观，还需要新的安全观。总书记审时度势在2014年4月15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适时提出“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总体安全观将会为破浪前行的中国航船，构筑更为坚固的安全屏障。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时代性特征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以往国家安全观的内涵和外延的丰富与深化，所涉及的时空领域比历史任何时期都宽广，而提出此观念的背景因素比历史任何时期都要复杂。纵观最近的国际国内环境，“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既适应时代的发展趋势，又顺应了民意诉求，对于统筹中国发展，应对国内外安全挑战十分重要。
从国际看，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快速演进，新一轮技术革命声势浩大，全球经济在深度调整的同时，也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投资保护主义浪潮。美国调整“重返亚太”，触发亚太国家关系的再调整；美欧日力推四大经贸新协议试图摆脱WTO另搞一套，目的是抑制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发展，打造更加有利于延续西方主导地位的世界经贸格局。
虽然和平、发展与合作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尚未根本改变，局部的战乱、紧张、动荡此起彼伏，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加突出，全球安全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增多。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将是今后一个时期国际政治局势的基本态势。
中国的周边热点持续发酵，不稳定因素增加。“朝核危机”使朝
鲜半岛局势剑拔弩张，半岛形势牵动各方神经；中国在钓鱼岛受到日本的挑衅，并引发钓鱼岛危机，美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有利于日本甚至“介入”的立场，以“防卫”钓鱼岛及遏制中国；在南海，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等国在南海领土上的纷争日趋激烈，美日印相继插手南海问题图谋使争端国际化、复杂化。中国周边安全局势比较严峻。
从国内来看，改革开放为中国积累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也积累了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官员腐败、法治欠彰、分配不公等问题，直接影响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当前，这些问题和矛盾进入敏感期、突发期、多发期，在很多地方都引发了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再加上国内台独、藏独、疆独分子以及邪教势力趁机煽动闹事，尤其是新疆恐怖主义分子不断制造暴力恐怖事件，维护政治安全的压力相当大。
目前，中国经济已进入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这使得我们面临的经济形势更趋复杂，挑战来自“增长减速”和“结构调整”，来自内部和外部等多个方面，经济运行中不确定性、不平衡性和脆弱性凸显。经济转型和发展中的许多不确定性因素会对国家安全产生复杂影响。
各种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发酵，使中国国内外面临的安全问题相较以往更具综合性、复杂性及敏感性。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必须以全新的理念认识国家安全，以全局的视角定位国家安全，以整体的思路规划国家安全。于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应运而生。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整体性思维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本利益，是一个国家处于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也就是国家没有外部的威胁和侵害也没有内部的混乱和疾患的客观状态。当代国家安全包括10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即国民安全、领土安全、主权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一般来说，小国、弱国总是把确保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作为首要的基本的目标，而大国、强国则往往追求更大、更多的安全利益。冷战结束以来，随着诸如环保问题、恐怖主义、金融安全、网络安全等一些新的安全问题的出现，传统的国家安全理论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和挑战，有关学者和
理论家们在对国家安全理论的探索中，逐渐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安全观，其中最早出现的有“综合安全观”、“共同安全观”、“合作安全观”三种，后来人们又开始用“非传统安全观”来概括这些不同的安全观。但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些都是从某些方面认识国家安全或国际安全而形成的不同安全观，而不是全方位的安全观。例如，在日本兴起的“综合安全观”，主要是强调利用军事手段和政治手段之外的经济力量、技术创新来保障它的安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战后和平宪法限制了日本的国际政治地位和军事力量发展。因此，这种综合安全观便有了明显的局限性。
与此不同，“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在充分认识到这些不同安全理念的局限性的情况下，能够克服其缺陷而汲取其优点的新型非传统安全观，是把现实中存在的国家安全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的整体安全观。它把分散的国家安全认识凝聚为一个整体的国家安全新观念。
习近平首次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过去提出的“综合安全观”的升级，在集纳国民、政治、经济、军事等安全问题的同时还特别突出国际安全问题，统筹了国内外两个安全大局，协调了中央、地方、外交、军事乃至宣传方面的力量。
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它是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在总体安全体系中，每一个领域的具体的安全，虽然各有侧重点，但都与其他领域的安全密切相联，凝聚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任何时候都不能孤立地片面地理解国家安全的问题。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中国特色
总体国家安全观首提五要素，即以国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
把国民安全放在第一位，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一大亮点，它体现了国民安全在整体国家安全体系中的核心性、目的性和主体性。结合
起来看，这在事实上确定了一种以国民安全为宗旨、以民为本、以人为本的“民本国家安全观”。由于只有国民安全才是一切国家安全活动的根本宗旨和根本目的，那么无论是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还是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以及国际安全，相对于国民安全来说，都不具有宗旨性和目的性地位，都不过是实现国民安全这一根本宗旨和根本目的的不同措施和不同手段。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
政治安全是根本。政治安全一般是指国家政治体系及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的安全，包括国家政治体系在政治发展进程中协调运转，政治结构和政治秩序相对稳定，能适应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并确保政治运行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黄金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并存是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一个突出特征。这一特征使得我国国家政治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具体来看，在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和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我国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也在不断增多，国家处于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高发期，国家政治安全问题面临严峻挑战。如果不能保持政治秩序的正常运行和政治稳定，一切安全问题都是空谈，相反，也只有在政治安全良好的状态下，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才有可能得到有效解决。我国把政治安全确定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反映了中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复杂性长期性、艰巨性和内向性。
经济安全是基础。冷战结束以来，国家安全的内容更为丰富，重点也发生明显变化。当今时代的国家安全已不局限于国防安全，还包括经济、信息、生态、能源等多方面的安全。而经济安全不仅是整个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是它的基础与核心，没有经济安全，便没有政治、科技、军事、社会等的安全。我国经济安全目前总的形势是好的，但潜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如我国对西方发达市场体系形成不对称依赖，不断加深了我国自然资源、市场、技术的对外依赖程度，庞大国际热钱无序流动威胁我国经济安全；国际贸易摩擦对我国进出口贸易造成严重影响，跨国并购和金融风险等不断挑
战我国的经济安全。我国经济安全问题的增加并不表示我国经济、军事力量的削弱，相反正是因为我国经济的逐步强大,才产生了许多经济安全问题。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要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在国家经济发展和综合实力的不断提高中逐步解决。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多边共赢
当前国际形势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中国国际地位上升，并且在未来几十年内，中国都将是一个处于上升轨迹中的国家。伴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在中国与发达国家、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一些摩擦和争议不断出现，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冲击是出现摩擦的原因之一。这一冲击既有物质层面，也有心理层面。从物质层面说，中国崛起首先意味着东亚地区国家的实力发生重大变化，与实力对比变化相伴而来的是国家间相对地位的变化，比如中日关系，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快速上升，日本作为东亚地区主导国的地位正逐渐被中国取代。另外，面对中国的崛起，某些大国作为国际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对中国的防范意识加强，并通过挑起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摩擦和矛盾加大中国的安全风险。中日钓鱼岛之争，中菲、中越南海争端等都可以看到大国的影子。这就导致我们在国际关系层面上遇到的很多挑战，一方面中国国力越来越强，包括军事力量越来越强大了，但是老百姓感觉到的却是中国似乎面临安全困境，尽管我们一再表明自己和平发展，和平崛起，但是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利益相关者，种种论调不绝于耳。更重要的是这导致一些周边国家试图推动区域内大国或引进区域外大国来平衡力量或制衡中国。如果不调整外交政策，我国就容易被孤立，因此需要给一些国家安全保证，以消除周边国家对中国发展的恐惧。
总书记指出，中国要：“既重视中国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习总书记提出“要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
总书记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很强的国际包容性，强调命运共同、和谐共处。命运共同体，既是经济合作不断加深的关系，也是成员国
在安全问题上互相谅解、相互提供支持，在发展与合作的过程中提升所有国家的安全水平的关系。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共同安全的本质就是国家安全必须以国际安全为依托；建立和谐世界是实现各国共同安全的必要保障。
从功能上看，总体国家安全观谋求互利共赢的共同安全。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政治作用，它有助于把相关国家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它们在面临经济危机、外部安全压力、全球或地区层面的共同威胁与挑战等问题时，能够提供更可靠和更有效的相互支持。在困难的时候，能够互相扶持和帮助，在平时也能在国际层面相互提供物质和道义的支持，更好地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每一个成员的积极作用。通过命运共同体建设，可以把我们长期执行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睦邻外交政策推向更高水平。
从目标上看，命运共同体与本地区长期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本身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同时，命运共同体建设也高度契合了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积极推动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本身说明了中国试图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说明了中国对地区与国际事务所采取的建设性态度。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要取得成效，意味着中国与周边国家要同时走和平发展道路，在这样一条发展道路上相互支持、共同推进。
从途径和手段上看，中国国家总体安全观强调以合作促安全，首先通过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水平，建设比较深入和完善的经济共同体，在此基础上，逐渐建设安全共同体，然后才是包含政治、经济、安全、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内涵的成熟的周边命运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的建设不会自动导致安全共同体的形成，安全共同体的发展也不会自动导致十分紧密的命运共同体的完成。在这个过程中，要经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多次质的提升过程，这需要相关各国政府共同努力推进。
第二篇：总体国家安全观
总体国家安全观
2014年4月15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
会第一次会议时，强调，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习近平用71字总结“总体国家安全观”：“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
提到非传统安全时，习近平指出，要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教授熊文钊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总体国家安全、“11种”安全等概念，都是第一次系统地被提出。其中透露出的信号是：统揽和协调将成为国安委的运作特点。
习近平在会上指出，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要遵循集中统一、科学谋划、统分结合、协调行动、精干高效的原则，聚焦重点，抓纲带目，紧紧围绕国家安全工作的统一部署狠抓落实。从总书记的讲话中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就是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这里的安全包括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五个大方面。
解读“总体国家安全观”打造国家安全“命运共同体”
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
界；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
4月9日，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文，解读国安委的由来和使命。文章指出，国安委成立，使我国拥有了应对国内外综合安全和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顶层运作机制，能够把对外的国家安全和对内的国家安全的各种力量整合在一起，充分体现了维护国家安全与创新社会治理的有机统一，有效预防与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机统一，预示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国家安全战略思路的清晰化、科学化。
“国安委的成立不仅仅是为了应对国内的安全，更多的是着眼于大国的周边，旨在打开一条新的通道。”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马尧认为，国安委成立后，在对外战略中，特别是在安全领域，中国可能显得更为积极主动，提供更多国际公共安全产品，树立一个负责任的新型大国形象。“设立这么一个常设机构后，未来中国提供国际公共安全产品的效率和能力都会有所提高，反应速度也会加快。”他还指出，国安委成立后，中国有可能在周边地区设立一个地区国际安全体制，对控制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非常有益。“在内政方面，国安委也更加符合一个政府高效运转的需要。”马尧说。
国安委与网信小组职能交叉
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
马尧称，在当下复杂的安全形势中，单靠外交部或者军队都无能为力，多样的安全威胁必须用多样的手段应对；而多样的手段需要一个领导机制从中进行统筹协调，提高效率、明确责任，“复杂的安全形势逼着我们不得不采用国家安全委员会这种形式。”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研究中心主任李伟表示，国安委的职能不是具体的办事机构，而是在应对国家安全威胁方面，做顶层的战略设计和统筹指挥。“国安委解决任何问题，绝不会从单方面来考虑问题，否则就失去了意义。”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教授熊文钊指出，“11种安全”中包含了“信息安全”，在这方面，国安委和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职能有所交叉。他认为，两个小组都由习近平任组长，但各自侧重不同，“信息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还有一些其他的内涵，涉及别的领域，包括广播电影电视等信息传播渠道的管理，还有个人隐私信息和商业利益等。国安委可能更多负责涉及对外、国际环境的信息安全问题。”
推动国防建设协调发展
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
“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实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是筑牢国家安全的基础工程。这一宏大工程，涉及多方利益，尤其需要坚强的国家意志强力推进。”《学习时报》上述文章指出，从现实看，国家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被赋予统筹两大建设、推进融合发展的职能，军民融合中各自为政、管理分散、职能重叠的问题十分突出，重大问题都是一事一议一定，一些跨部门、跨领域、跨系统的军民融合重大事项缺乏有力协调和管理。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对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作了总体制度设计。落实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扎实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这一长期的系统工程建设，都离不开国家最高安全层面上统筹协调。
“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实际上确立了统筹国家安全与发展的重要顶层机构，有益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协调发展，有益于消除军地分割、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第三篇：浅析中国总体国家安全观
浅析中国总体国家安全观
——对其中涉华“国际安全”的探讨
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有哪些？中国政府在2011年9月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明确界定了中国核心利益的范围包括：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
4月15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建立“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新观念，并首次全面阐述了中国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内涵，并指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①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②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③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④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⑤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下面，作者就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涉华“国际安全”的具体内涵，谈一谈自己的理解。并根据当前中国对外关系和国际环境变化的现状，试尝浅析中国国际安全的一些具体内容：
一、涉及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的核心利益。这不但关系到中华民族和国家的尊严，更是新世纪中国人的历史责任。本范畴的主要内容应包括：（1）目前围绕中国钓鱼岛主权和中日海洋油气开发争纷为中心的中国在东海主权问题;（2）以南沙群岛被周边国家非法实际占据岛礁为标志的中国在南海主权问题;（3）以反“台独”为基本方向的台湾问题;（4）打击西北边疆地区个别少数民族宗教极端势力分裂国家行径为主战场的“疆独”问题;（5）反对以宗教领袖和和平主义者面貌在国际舞台上粉墨登场，来自原前藏地区的**喇嘛推行“大藏区自治”为名由，实质上的“藏独”问题。此外，尚存在于中国某些边疆地区，目前尚非十分突出的其他隐性民族分离趋势的隐患。
二、中国的国际地区利益。这首先要求今天的中国人具备全球视野，站在一个全新的高度，重新看待今天的世界，也重新审视我们自己在21世纪的国际诉求。中国的国际地区利益应主要包括：（1）以朝核和钓鱼岛主权两个热点为战略枢纽，中国在东北亚的地区利益；
（2）以南中国海，主要是南沙群岛的岛礁主权为突出显影，伴随华人华裔的所在国的社会文化权益的保护和恢复，中国在东南亚的地区利益；（3）位于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西南部，以瓜达尔港为起点的中巴油气管道及铁路项目和位于缅甸联邦西部，以实兑港为起点的中缅油气管道及铁路项目，以及对这个世界的第二大洋某些重要地理战略节点作为“重大关注”，中国在印度洋的地区利益；（4）在原苏联中亚五个“斯坦”范围内，以油气能源为核心，通过建设“新欧亚丝绸之路”作为基础载体，中国在中亚的地区利益。此外，还应包括，以不可再生资源开发为基本内容，中国在非洲大陆的地区利益；在以玻利瓦尔社会主义为旗帜的拉美和加勒比海一系列国家的战略预置与能源开发，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地区利益；以铁矿、铜矿石、原油等大宗商品资源开发为主，中国在澳洲大陆及南美的地区利益。还有，伊核问题，叙利亚问题，巴以冲突为核心难分难解的中东问题……
其实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更深沉的问题却是，未来中国的发展，将在什么样的国际环境和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框架下展开？这对全球每一个大国的领袖来说，都是至关重大而又难以未卜先知的决定性的问题。作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重点关注：
（1）建立可靠的盟国关系和以华为中心的多边国际组织。为保障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调整同周边国家、同地区大国、同全球性其他结构性国家之间的双边和多边关系，建立有效的国防战略缓冲区和友好并有真实效果的国际支持支撑力量。
（2）保障中国在国际贸易和重要战略资源，包括原油、铁矿石、铜矿石等“大宗商品”物流正常输送的国际海上运输线的安全。
（3）提高中国在现行国际金融组织，尤其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集团（WBG）中的投票权比重，籍此逐步参予国际金融秩序的改革，增强中国在参预和影响国际经济关系发展的“游戏规则”的引导、制定、组织、诠释等方面的地位。
（4）增大对世界贸易组织（WTO）、海牙国际法庭（ICJ）、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等国际组织的影响力。宣示东方的价值理念，促进世界对中国的深入了解，改变中国和中国人在世人心目中的传统
印象，确立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新形象，通过多边合作，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主动促进中国在国际事务的各个领域发挥更为重大的积极影响。
（5）改进中国在联合国（UN）现体制框架内的作用形式。使联合国的改革向着人类进步和文明的必然方向发展，更加积极地参予全球性、地区性国际事务，传播中国理念，阐释人们对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存在的疑惑，在构建国际政治关系新框架的进程中，切实引导全球关系健康发展的正确方向，在保卫世界和平方面发挥更大的积极有效的作用。
这样，通过全球基本关系框架、国际性地区利益和中国周边国家安全三个层次，建立起中国国家安全中的“国际安全”的基本战略结构。这只是作者的一点初步的肤浅认识，对于其中的许多问题，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探索
第四篇：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刘跃进
[摘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在强调国家安全民本性上体现了非传统思维，而且更通过强调“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等多方面的论述，统一了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两方面的丰富内容，因而是一种高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
一、从非传统的新安全观到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2014年4月由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国家安全理念和安全模式长期探索的一个必然结果。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为积贫积弱、外侮内乱的中国找到一条重生之路，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也就是为了国家安全。虽然当时还没有“国家安全”概念，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立党宗旨和实际工作，无疑都围绕着近代来以来中国先进分子始终思谋的一个重大问题，即如何摆脱东西方列强对中华民族的侵略欺凌和内部封建势力对穷苦百姓的剥削压迫。中共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和诉求，实际上
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国家安全追求。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其重要文献第一次使用“安全”一词，是1945年的七大报告。建国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的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在讲到第10个问题即“外交问题”时具体指出：“中国共产党对于保障战后国际和平安全的机构之建立，完全同意敦巴顿橡树林会议所作的建议和克里米亚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决定。”①这里所说的“国际和平安全的机构”，就是后来的联合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官方虽然在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领域经常用到“安全”一词，也经常用“我们国家的安全”、“我国安全”、“祖国的安全”等等语词来表达“国家安全”的含义，用“要准备打仗”、“保卫祖国”、“加强战备”、“以阶级斗争为纲”等等来表达国家安全维护与保障问题，但是直到1983年都一直没有明确使用“国家安全”一词。这种没有使用“国家安全”术语情况下的国家安全论述与实践，可以称作“对国家安全的事实性论述与实践”，以别于1983年官方文件开始使用“国家安全”一词后逐渐强化起来的“对国家安全的概念性论述与实践”。
此后到1992年中共十三届九中全会，“国家安全”一词虽然在中共中央重要文件中没再见到，但在中央政府向全国人大提交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却多次出现。例如，1988年七届人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在“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间谍活动”、“南部非洲各国人民维护国家安全”的表述中，就2次出现“国家安全”。1989年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也2次出现“国家安全”。1992年七届人五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国家安全”又出现一次。特别是从1992年中共十四大开始，党政官方文件中的“国家安全”开始更加频繁出现，“对国家安全的概念性论述和实践”逐渐成为常态。
但是，中国官方1990年代前期对国家安全的认识，都局限于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是一种非常传统的国家安全观。以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为例，它对国家安全的论述，甚至所有涉及“安全”二字的内容，都被放在了报告的“军队建设”部分。正是在“加强军队建设，增强国防实力，保障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顺利进行”这一部分，报告
才出现了4次“安全”，其中一次是“国家安全”，具体内容是：“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必须按照邓小平同志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不断增强我国国防实力，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证。我国已经裁军百万，今后军队要努力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注重质量建设，全面增强战斗力，更好地担负起保卫国家领土、领空、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祖国统一和安全的神圣使命；同时，要自觉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积极支持和参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国家的发展和繁荣贡献力量。……要继续加强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公安、安全等部门的建设，更加有力地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②这种放置于军事问题中、把国家安全等同于军事问题的观念，无疑是一种非常传统的国家安全观。
此后，官方虽然从1996年开始在国际场合提出一些不同以往的新安全观念，1997年开始使用“新安全观”一词，1999年把其核心概括为“互信、互利、平等、合作”③，2001年7月把其核心修订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④，2002年7月又通过发布《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对新安全观作了系统阐述⑤，但是“新安全观”一词涉及的只是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问题，而不是完整的国家安全问题。在2006年后基本不再使用“新安全观”表述之前，“新安全观”一词始终没有用来陈述完整的国家安全问题，始终被限制在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领域，因而“新安全观”在当代中国表述的，始终只是非传统的对外安全观和国际安全观，而不是完整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
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到1990年代，无论是在“对国家安全的事实性论述与实践”的1949年至1982年期间，还是“对国家安全的概念性论述与实践”的1983年至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探索新安全观时，官方在整体上秉持都是传统的国家安全观。
但是，由于越来越多地提到各种非传统的国家安全构成要素、影响因素、危害因素、保障措施等等，特别是由于开始把国家安全问题放在国内社会问题论域中阐述，一种非传统的国家安全观正在不断积累成型。2007年11月的中共十七大报告就体现了这种积累和初步形
态。十七大报告不仅没有再出现“新安全观”一词，同时还把对国家安全的整体论述放在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部分的“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中，而没有像过去那样放在军队国防建设部分，也没有放在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部分。这是十七大报告与以往党代会报告的一个重要区别。国家安全问题在报告中的位置变化，说明中共中央认为，当前中国国家安全重点问题既不在外部，也不是军事问题，而是国内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以及如何有效化解这些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报告对此的具体论述是：“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健全国家安全体制，高度警惕和坚决防范各种分裂、渗透、颠覆活动，切实维护国家安全。”但是，国家安全确实与军队国防建设密不可分，因而报告在“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中，也论到“国家安全”，指出“必须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加强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建设，更好履行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责使命。”这种情况表明，非传统的国家安全思维与非传统的国家安全内容，在十七大报告中都进一步得到扩大和强化。
根据我们所做的文本统计，1992年十四大报告4处提到“安全”，其中1处为“国家安全”；1997年十五大报告6次提到“安全”，其中3处为“国家安全”；2002年十六大报告14次提到“安全”，其中3处为“国家安全”；2007年十七大报告23次提到“安全”，其中5处为“国家安全”；2012年十八大报告36次直接提到“安全”，还有6处事实上也表达了新的不同方面的“安全”（如“食品药品安全”其实包括了2个“安全”，一是“食品安全”，二是“药品安全”），从而使“安全”在报告中事实上出现的次数在事实上达到了42次，其中4次直接表达就是“国家安全”，同时还有2处事实上也是“国家安全”（一是“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和工作机制”中的“工作机制”事实上是“国家安全工作机制”，相应的表述在十七大报告中则分开表述为“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健全国家安全体制”；二是“要适应国家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的新要求”中的“安全战略”事实上就
是“国家安全战略”），因而“国家安全”一词在报告中事实上出现了6次。图1所示的，正是这些重要文本中“安全”与“国家安全”的词频率变化情况。
图1.“安全”与“国家安全”词频变化
十八大《报告》比历次大会《报告》更多地提到和论述了“安全”和“国家安全”问题，显示出中共中央越来越像重视发展一样重视国家安全。结合历次报告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出，中共十八大报告虽然更多地关注和重视了方方面面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但国家安全还是其关注的重点，只不过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有了更多的非传统内容和非传统思维。首先，报告的“涉安”领域进一步扩大，论述也进一步加强，其中许多方面正是当前各界热议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例如粮食安全、食品安全、药品安全、医疗安全、信息安全、网络空间安全、经济安全、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资源安全、国际安全等等。其次，《报告》把对国家安全的集中论述置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题下的安排，承继了十七大报告在“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题下集中讨论国家安全的做法，反映出中央越来越把国内社会安全问题看作当前中国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从而与过去把国家安全等同于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的传统安全思维形成了明显区别。无论是涉安领域的扩大，还是把国家安全问题置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题下论述，都体现出中央越来越关注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包括非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并且把国家安全的重点放在国内社会安全上。由于“总体国家安全
观”概念这时还没有出现，因而这只能说这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事实性存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雏形，而不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概念性存在”，不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正式诞生。
直到总书记在2014年4月明确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概念，并系统论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才成为一种“概念性存在”，才正式诞生。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全面系统的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
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是一种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而且是一种完整、全面、系统的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
严格来说，只要讲到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那就是一种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但是，如果仅仅讲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而忽略甚至排斥传统国家安全问题，那只能是一种片面的、低级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官方曾一度特别强调和倡导的“新安全观”，如果说在国际安全和对外安全层次上还可称之为非传统安全观的话，那么在国家安全层次上，它只是一种片面的、低级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这是因为，这一“新安全观”只讲对外安全与国际安全，没有涉及国内安全，因而在国家安全论域中是一种缺了国内一面的片面性国家安全观。同时，这一“新安全观”虽然在安全本身构成上既涉及非传统要素也涉及传统要素，但在安全保障上却只强调非传统手段和措施的作用，不讲甚事实上否定传统手段和措施的作用，因而即便在国际安全论域中，也是片面的低级非传统安全观。只有在安全构成、安全威胁、安全保障等各方面，都既讲非传统又讲传统，才可能成为比较全面的高级非传统安全观。当能够完整、全面、系统涉及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和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并且对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做出辩证理解和处理时，才是真正的高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就是这样一种完整、全面、系统的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
总体国家安全观既讲外部安全问题又讲内部安全问题，而且特别强调内部安全的重要性，从而实现了安全领域的内外两方面的统一。总体国家安全观既讲安全的主观诉求又讲安全的客观形势，是在对国家安全现实形势判断的基础上提出的国家安全主观诉求和实践要求，因而实现了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总体国家安全观既讲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又讲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因而在安全构成要素及安全威胁因素和安全保障上实现了传统与非传统的统一。因此，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超越了传统国家安全观，而且超越了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超越了在它之前中国官方多年一直强调的“新安全观”。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种高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因而它不仅与传统国家安全观不同，而且与各种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
也不同。为了准确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国家安全思想史和各种不同国家安全观中的地位，我们有必要用逻辑方法对“国家安全观”这一概念进行严格分类，并在这种分类的前提下定位总体国家安全观，认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特点。
早在10多年前专门研究国家安全观分类问题时，我们就明确指出，无论是传统国家安全观还是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当时我们称之为“新国家安全观”），它们都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而是对不同国家安全思想进行归纳后总结出来的国家安全观的两种不同类型。针对传统国家安全观，我们当时明确指出：“从逻
辑严密性的要求上讲，传统的国家安全观是指自国家产生以来到‘冷战’结束这一漫长历史时期所产生和起了重要作用的各种国家安全观，它不仅包括了近代以来特别是现代以来各种国家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家安全观，如理想主义理论中的国家安全观、现实主义理论中的国家安全观等，而且也包括古代的各种国家安全观，如中国古代儒家、道家、法家、兵家等不同思想体系中存在的有关国家安全的思想，在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的国家理论中存在的有关国家安全的思想。”同样，对于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我们当时也在“新国家安全观”的术语下作了这样的明确解释：“‘新国家安全观’也不是一个具有统一思想体系甚至不是一个具有相同观点的国家安全观，而是对新近时期出现的各种国家安全观的指称——‘他称’或者‘自称’。‘他称’是指有人把他人新近提出的或者在近期被广泛关注的关于国家安全的观点称作‘新国家安全观’，例如研究者把有关‘共同安全’的思想称作‘共同安全观’，把有关‘综合安全’的观点称作‘综
①合安全观’，把有关‘合作安全’的观点称作‘合作安全观’。‘自称’则是指有人把自己新近提出的关于国家安全的观点称作‘新国家安全观’，例如，赵英早于1992年就在其所著《新的国家安全观》中把自己所表达的国家安全思想，称作‘新的国家安全观’。②再如，笔者从方法论角度和理论层次上认为，国家安全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国家安全活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因而需要运用系统方法认识和研究从普遍理论到具体事务等不同层次上的国家安全问题，树立
一种‘系统安全观’。③‘系统安全观’因而也可以算作是一种‘自称’的‘新国家安全观’。”④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明确指出，以“传统”和“非传统”来划分国家安全观或更广泛的“安全观”，把它们分别划分为“传统国家安全观与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及“传统安全观与非传统安全观”，就是用逻辑学的“二分法”对“国家安全观”这一概念或“安全观”这一概念进行分类的结果。无论是“传统国家安全观”和“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还是“传统安全观”和“非传统安全观”，都不过是用逻辑“二分法”对其上位概念“国家安全观”或“安全观”进行划分后分别形成的两个具有矛盾关系（不是“对立关系”）的概念。用更逻辑的术语说，其中的“传统国家安全观”是正概念，“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是与之矛盾的负概念；“传统安全观”是正概念，“非传统安全观”是与之矛盾的负概念。因此，对于安全观来说，除了传统安全观与非传统安全观两类之外，没有第三类安全观存在的可能。对于国家安全观来说，也只有传统国家安全观与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两类，而不会再有第三类国家安全观。既然传统安全观、非传统安全观、传统国家安全观、非传统国家安全观，都是类名称，那么每类下就必然或多或少地具有一些不同的具体的安全观或国家安全观。如果说中国政府在世纪之交提出的“新安全观”是“非传统安全观”类下的一种具体的非传统安全观，那么“总体国家安全观”则是“非传统国家安全观”类下的一种非传统国家安全观。
由于本文要分析的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因而下面的讨论只限于“国家安全观”，不再笼统论述更普遍的“安全观”。严格来说，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以国家为安全主体的“国家安全观”，而不是安全主体具有不确定性、游离性而不特指国家的普遍“安全观”。由于我们把总体国家安全观称为高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因而不仅需要讨论“传统国家安全观”与“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这两个概
①朱阳明：《亚太安全战略论》，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131-135页。②赵英：《新的国家安全观—战争之外的对抗与抉择》，昆明:云南人民出版,1992年版，第476—478页。③刘跃进：《系统安
全观及其三层次》，《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第3-9页。④刘跃进：《国家安全观的分类问题》，《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第22-23页。念，而且还要讨论“高级形态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与“低级形态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这两个概念。如果说传统国家安全观是历史上和现实中那些在国家安全论域只强调传统的军事、政治、领土、主权之重要性而忽略甚至否定非传统的文化、科技、生态等重要意义的国家安全观，而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则是在国家安全论域不同程度认可或强调非传统的文化、科技、生态、信息等方面重要性的国家安全观，那么低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就是在国家安全论域只讲非传统方面而忽略甚至否定传统方面的国家安全观，而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则是在国家安全论域兼顾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的国家安全观。显然，对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国家安全问题的不同认识，既是传统国家安全观与非传统国家安全观的区别所在，也是低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与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的区别所在。对此，我们用图2表示。
图2.国家安全观与国家安全问题之间的关系
根据这一图示，我们可以更简要地指出，传统国家安全观仅仅是对传统国家安全问题的反映；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则既可能仅仅是对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的反映，也可能是对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和传统国家安全问题的综合反映。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反映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是必然也是必须的，否则它就不是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但它反映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则不是必然的也不是必须的，因为这一点并不影响它们成为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这里不同的是，当一种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仅仅反映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时，它是低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当一种非传统国家安全观综合反映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与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时，它是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因此包括了低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与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两种形态，其中低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仅仅是对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的反映，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则是对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和传统国家安全问题的综合反映。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正是综合反映了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
和传统国家安全问题的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
显然，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与低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的分野在于，是否在关注和强调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的同时，也关注和强调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成为高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主要原因就在于它既关注和强调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同时也关注和强调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在整体上统筹兼顾了传统国家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两个方面。总体国家安全观因此既不同于只顾传统国家安全问题而与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无涉的传统国家安全观，也不同于只顾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而忽略传统国家安全问题的低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这一点，在习近平强调“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
安全”时，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为了深入细致研究这里体现出来的高级非传统安全思维，我们有必要全文引用这段话：“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①习近平这段话中所涉及的“十一个安全”，其实是当代国家安全的十一个构成要素。因此，这段话也就是从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上，以高级的非传统国家安全思维，统合了传统国家安全要素和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两个方面。习近平在此虽然没有明确区分哪些是传统国家安全要素，哪些是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但根据我们10多年来的相关研究，这段话事实上是强调既要重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资源安全等传统国家安全要素，又要重视文化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核安全等非传统的国家安全要素，要统筹兼顾这些传统国家安全要素和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
在安全研究和国家安全研究人员中，把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看成传统国家安全要素应该不会受到什么质疑，但是把经济安全、社会安全、资源安全放在传统国家安全要素中，则会使不少人感到疑惑，因为他们在认定只有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才强调经济安全、社会安全、资源安全三个要素的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认定经济安全、社会安全、资源安全这三个要素是国家安全的非传统要素。然而这样
的认识并不准确，它混淆了主观认识与客观存在，没有看到主观认识后来才认识到的事物，可能客观上早已存在了。国家安全领域就存在着这样一些构成要素，它们虽然是后来才出现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所关注和强调的要素，但是它们客观上却是国家安全史上早已存在的要素。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资源安全都是这样的国家安全要素。对这些国家安全史上早就存在的传统要素的关注和强调，不是在传统国家安全观那里实现和完成的，而是在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这里才实现和完成的。关注和强调这些要素的国家安全观，不是传统国家安全观，而是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关注和强调这些传统国家安全要素，与其强调和关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等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一样，体现出来的都是非传统的国家安全思维。总体国家安全观正是由于在强调这些只有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才强调的传统要素和非传统要素的同时，还强调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等传统国家安全观早已强调过的传统要素，从而使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强调的非传统要素及某些传统要素，与传统国家安全观早已强调的那些传统要素，有机统一到了一个国家安全体系之中，由此才成为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
习近平所说“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一段话，在强调“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这两个传统国家安全构成要素的时候，以非传统的国家安全思维方式重点突出了“国民安全”这一传统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为了认清这一问题，这里还要强调，主观认识领域的“传统国家安全观与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这对具有矛盾关系的概念，不同于客观社会领域的“传统国家安全要素与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这对具有矛盾关系的概念。“国民安全”本身是一个传统国家安全要素，但却是一个传统国家安全观没有给予高度关注和重视的传统国家安全要素，相反只有在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中，特别是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这样一种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中，国民安全才受到了它应有的关注和重视。“国民安全”之所以被认定为传统国家安全要素，是因为无论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还是在当代世界不同类型的国家中，也无论在这些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中的地位如何，国民都是国家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基本构成要素，国民安全都是国家安全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基本构成要素。根据国家安全学理论，国民安全还是国家安全的“原生要素”，而不是国家安全的“派生要素”。正因如此，国民安全只能是国家安全领域自古就有的传统要素，而不可能是国家安全领域今天才出现的非传统要素。但是，传统国家安全观并没有对国民及国民安全给予高度关注和重视，只有非传统国家安全观，特别是总体国家安全观这样的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才特别强调和重视国民安全这一传统国家安全要素。
除兼顾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构成要素，强调国民安全的宗旨性和目的性之外，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是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还在于它既是一种强调国家安全的全面性、整体性、系统性的国家安全观，又是一种事实上已经把国家安全方方面面内容都包容进来的全面的、整体的、系统的国家安全观。对此，我们在《大安全时代的总国家安全观》②和《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五个“总体”》③两文中有过具体分析，此处不再赘述。
三、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丰富的非传统国家安全内容
无论是既包括非传统问题又包括传统问题的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还是只包括非传统问题的低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它们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提出并强调各种非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作为一种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兼顾传统国家安全问题的同时，大量涉及了并强调了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并使之成为总体国家安全观中丰富的非传统国家安全内容。
首先，在国家安全构成上，总体国家安全观涉及并强调了大量的非传统要素。这一点的最集中体现，就是习近平关于“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论述中涉及到的“十一个安全”中的文化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核安全等五个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
在这五个要素中，文化安全和科技安全出现的比较早，大致在近代就出现了，但由于它们在近代传统国家安全实践中没有发挥太大作
用，因而并不是近代就存在的传统国家安全要素。很明显，说文化安全和科技安全不是传统国家安全要素，并不是因为它们在传统国家安全观那里没有受到重视（事实上它们在传统国家安全观中确实没有受到重视），而是说它们在传统国家安全实践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信息安全和生态安全不仅是国家安全的派生要素，而且是国家安全的新生要素，是最明显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至于核安全，显然是一个非传统的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但它却不是一个与文化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等平起平坐的国家安全一级要素，而是分别置于传统的军事安全、资源安全和非传统的科技安全下的三级要素。在军事安全下，核安全是武器装备安全的构成要素，是核武器安全问题；在资源安全下，核安全是能源安全的构成要素，是核能源安全问题；在科技安全下，核安全是科技应用安全的构成要素，是核技术应用安全问题。
这样分析核安全时，一个新问题出现了：既然核安全是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那么它怎么会出现在传统的军事安全、资源安全之下呢？这就是传统国家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之间关系复杂性的表现。一个传统国家安全要素下，其二级、三级构成要素中，可能会有某些非传统要素；一个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下，其二级、三级构成要素中，可能会有某些传统要素。在传统的军事安全要素下，出现非传统的核武器安全，就是这种情况；在传统的资源安全要素下，出现非传统的核资源安全，也是这种情况。当然，在一些非传统安全要素下，也可能出现传统
①刘跃进：《总体国家安全观：民心基础与理论溯源》，《人民论坛》2014年第16期，第25页。②刘跃进：《大安全时代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国家安全重要讲话中的哲学思想》，《北京日报》，2014年5月19日。③刘跃进：《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五个“总体”》，《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年第17期，第14-20页。的国家安全要素。例如，在非传统的信息安全要素下，就包含有传统的国家秘密安全问题。如此等等，体现出传统国家安全要素与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复杂情况。
因此，总体国家安全观涉及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除了上述“十二个安全”中直接呈现出来的文化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核安全这五个要素之外，很可能在国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资源安全这七个传统国家安全要素之中，还存在着更多二级的、三级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这些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虽然在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的论述中没有被明确提到，但在深入研究总体国家安全观时，却必须把它们一一揭示出来。这既能够加深我们对总体国家安全观非传统特性的认识，也能够使我们进一步看到总体国家安全观包含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的多样性、多级性、复杂性、丰富性。
其次，在国家安全环境问题上，总体国家安全观关注到了影响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也需要对影响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各种因素进行系统的整合分析，其中最重要的是恐怖主义这一非传统因素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危害。
习近平2014年4月15日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论述，虽然没有直接用“国家安全环境
”及“影响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这样的提法，但其中关于“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的论述，说明当前我国国家安全有忧有患；关于“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的论述，其中的“因素”就是影响或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是“内忧外患”问题；关于“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富国才能强兵”的论述，讲的其实是发展和财富对国家安全的影响问题。
此前，习近平在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说明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之必要性时，直接提到“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①这其实是从“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角度对威胁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作了分类。事实上，从2002年中共十六大开始，官方对威胁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还有另一种分类，这就是“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这一分类，在十六大报告、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十七大报告、十八大报告，以及其他一些论及国家安全的重要文件中，曾广泛存在过，而且至今也是对威胁和危害国家安全因素的一种有效分类。加上前面
所说“内外因素”从内部和外部的角度进行分类，就出现了对威胁和危害国家安全因素的三种分类。这三种分类，各有用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使用。我们多年来在国家安全理论研究中讲到这一问题时，则是从“自然”与“社会”及“内部”与“外部”这两个角度进行分类的。
然而无论是传统因素，还是非传统因素，所有影响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都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应该关注和包纳的内容。为此，有必要根据我们多年来形成的国家安全理论分析框架，从影响和危害国家安全因素两个方面，综合分析总体国家安全观已经直接或间接涉及的影响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问题，以及总体国家安全观应该涉及的影响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
根据多年来的国家安全理论研究，我们认为可以从自然与社会、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来分析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从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来看，影响国家安全的自然因素包括国土面积、地理位置、自然资源、气候条件、人口数量等；影响国家安全的社会因素则可进一步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其中内部因素包括国家体制、大政方针、国民素质、民族宗教问题等，外部因素包括时代主题、世界格局、国际秩序、邻国关系等。图3可以简略地把这些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描述出来。
图3.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
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也可以分为自然与社会两个方面，自然因素即“天灾”，包括洪、涝、旱、震、虫、疫、风、火等等；社会因素即“人祸”，也可分为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内部因素即“内忧”，包括内战、内乱、分裂、破坏、极端主义、国内恐怖主义等，外部因素即“外患”，包括军事入侵、政治颠覆、文化渗透、隐蔽行动、国际恐怖主义等。图4可以简略地把这些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描述出来。
图4.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
图3和图4所列的影响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有的是传统因素，有的是非传统因素，而在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时更需要关注和强调的，则是其中的非传统因素。在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中，自然资源、人口数量很大程度上是非传统的自然因素，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时代主题等也主要是非传统的社会因素。在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中，各种天灾基本上都是传统因素，多数人祸也是传统因素，只有国际恐怖主义及国内恐怖主义，是比较明显的非传统因素。至于分裂活动、极端主义，很多人把其作为非传统因素来讲，但它们实际上是历史上早就存在且产生过重大危害的传统因素
对于这些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习近平在2014年4月15日阐述总体国家安全观时，并没有具体提到，而习近平此后在4月25日的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具体提到的各种因素，如恐怖主义、敌对势力、分裂、渗透、破坏、民族、宗教、群众、社会矛盾、民生工作、公平正义等等，这两个图示也没有完全列出，但同时有许多因素是习近平4月25日讲话和这两个图示都明确列出过的，如恐怖主义、分裂、破坏、渗透等危害国家安全的传统因素，再如民族、宗教等影响国家安全的非传统因素。为了更全面、具体、深入认识和研究各种影响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包括传统因素和非传统因素，我们在深入研究和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时，必须把各种影响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尽量全面、系统地考虑进去，使其成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有机组成部分。
再次，国家安全的维护和保障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点所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此论及维护和保障国家安全的各种措施，其中包括大量具有战略意义的非传统的国家安全保障措施。
与传统国家安全观特别重视政治安全、政权安全相适应，传统国家安全观在国家安全保障上特别倚重军事攻防和政治镇压。与此不同，各种非传统安全观，无论是非传统国际安全观，还是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抑或非传统的普遍安全观，都特别强调非传统措施和手段的重要作用，甚至不惜忽略甚至否定传统措施和手段的作用。与片面强调非传统措施的各种低级非传统安全观不同，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一种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在维护和保障国家安全问题上，统筹兼顾了传统和非传统两方面的措施和手段，同时又强调各种非传统措施和手段
的治本性作用。在10多年国家安全理论研究中，我们对国家安全保障措施和手段有一个分类图示（见图5）。
图5.国家安全保障体系
这个图示先把国家安全保障分为保障机制和保障活动两个方面，接着又把保障机制分为硬件和软件两类，把保障活动分为硬手段和软手段两类，最后根据这两个层次的分类列出各种具体措施和手段。如图所示，国家安全保障机制的软件构成包括法律（国家安全法律体系）、制度（国家安全制度）、观念（国家安全观）、战略（国家安全战略）、政策（国家安全方针政策）、管理（国家安全管理）、人心（争取人心）、民主（民主政治建设）等等；国家安全保障机制的硬件构成包括军事队伍、政治机构、情报部门、经贸领域、文教战线、外交机构、外事机构等等；软手段的国家保障活动包括发展经济、国家安全宣传、国家安全教育、国家安全公关、政治社会变革、政治社会创新、外交活动、外事活动等等；硬手段的国家安全保障活动包括军事攻防、政治镇压、情报保卫、监禁流放等等。
显然，这个图示对国家安全保障所作分类和列举，不是从传统与非传统角度进行的，而是从机制与活动的区别、硬与软的区别的角度进行的，其中每一类都既有传统的东西，又有非传统的东西。
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习近平关于国家安全的多次讲话，重点内容都不是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以及影响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这些方面的问题，而是如何维护和保障国家安全的问题，但是却没有从传统与非传统的角度对维护或保障国家安全的问题进行分类，而且也很少对保障国家安全的手段和措施进行严格分类，多是根据实际工作的逻辑顺序展开论述。
为了说明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论述重点是国家安全维护与保障，为了说明这些论述并没有从传统与非传统的角度划分国家安全保障问题，为了显示这些论述大量涉及的国家安全维护与保障问题既包含传统措施和手段，也包含非传统措施和手段，这里对习近平4月15日讲话中的相关段落按先后顺序做些深入分析。
第一，讲话强调“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是从维护和保障国家安全角度提出的一个总体新要求，其中既有传统性要求，也有非传统性要求。讲话要求“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新特点新趋势”，是普遍适用于党政军各类工作的传统做法，在国家安全领域也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传统做法。但是，讲话要求“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则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提出的一个完全新颖的非传统安全措施，对我国国家安全来说具有纲领性指导作用。讲话提出“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与官方在其他方面强调“中国特色”没有本质区别，只是把这一普遍原则运用到国家安全领域时产生了新意，与其他国家的做法及我国国家安全领域
过去的做法比较，也具有浓厚的非传统特色，是一条重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保障措施。
第二，讲话中提到的“忧患意识”和
“居安思危”是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思想的重要内容，把“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作为治党治国的“重大原则”，其实也是把其作为维护和保障国家安全的重大原则。这样的原则，对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保障国家安全的传统思维和传统做法。
第三，讲话指出，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为了“更好适应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体制，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这其实就是为了保障国家安全。虽说设立国家安全机构，确立高效的国家安全机制，是保障国家安全的传统做法，但对于中国来说，由于过去这方面比较欠缺，因而多少有些非传统的色彩。
第四，在讲话提出的“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中，除“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军事安全为保障”是非常明显的传统安全措施外，“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以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都是在当代保障国家安全时必须重视的非传统措施和手段。这里必须注意的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所强调的，并不是由人民来保障国家安全，而是保障国家安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民的安全和利
益。这一国家安全新观念，具有非常强烈的非传统特色，是当代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原则。
第五，讲话要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是从内外两个方面对保障国家安全的措施进行划分，同时论述了各种具体措施和办法，其中除“求和平”具有传统特色，可以看作传统的国家安全保障措施和办法外，“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等等，则都是非传统的国家安全保障措施和办法。
第六，讲话强调“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具有非常突出的非传统特色，其中包括的各种紧密相关的各种措施和方法，如“以民为本”、“以人为本”“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夯实群众基础”等等，虽然或者具有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统特色，或者具有中国共产党宗旨和工作方法的传统特点，但在国家安全领域，这些都是非传统的国家安全保障措施和方法。
第七，讲话要求“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其中包括的“十一个安全”，直接来讲都是国家安全的构成要素，而不是保障国家安全的措施，但把它们放在一起作为国家安全体系的内容，提出“构建”“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其实是以这些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为保障对象来构建一体化的国家安全保障体系，因而既包含了传统安全思维，同时也有强烈的非传统安全意味。
第八，讲话虽然围绕国家安全展开，但又把“安全”与“发展”联系起来论述，要求“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指出“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这体现出来的是一种辩证的非传统安全思维，其中关于发展
对国家安全重要性的论述，更说明国家各方面的全面发展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而且是非传统的国家安全保障力量。第九，讲话在把安全与发展联系起来认识的同时，又把自身的国家安全与其他国家的安全及国际安全联系起来认识，从而使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了宽阔的国际视野和时代特征，体现出广阔的非传统安全胸怀，开拓了保障国家安全的更广泛的非传统途径。“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一段中“重视共同安全”的目标、“打造命运共同体”的措施、“互利互惠”和“相向而行”的做法，与前面讲到的“以国际安全为依托”，都是要在与他国安全、国际安全联系中保障我国安全的重要的非传统思路和措施。
第十，“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要遵循集中统一、科学谋划、统分结合、协调行动、精干高效的原则，聚焦重点，抓纲带目，紧紧围绕国家安全工作的统一部署狠抓落实。”这段论述提到的国安会工作原则和具体方法，如果放到其他工作上，可能是早已形成并一直如此做的传统原则和方法，但放在国家安全领域，与其他国家的国家安全活动及我国过去的国家安全工作相对比，则在许多方面体现出不同以往的非传统性。
虽说从传统与非传统角度对国家安全问题进行分类，是当今比较普遍的做法，虽然强调和突出“非传统”会使国家安全工作和国家安全研究显出更多的新意，但如果为了非传统而非传统，就极可能对整体性国家安全工作和国家安全研究产生不利影响。总体国家安全观虽然在某些地方也讲传统与非传统的区别，讲兼顾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但并没有在国家安全领域到处都机械地以“传统”与“非传统”进行分类，而是在根据“传统”与“非传统”进行分类的同时，也根据实际情况从“内”与“外”等不同角度进行分类，或者根据轻重缓急来列举论述相关问题，从而把传统与非传统有机地融合在整体性国家安全问题和论述之中。总体国家安全观由此成为一种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但却不是只讲非传统的低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而是兼顾传统与非传统的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虽然被
总体国家安全观所强调，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同样被总体国家安全观所强调。总体国家安全观在论及丰富的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时，同样也论到各种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本文只所以重点讲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非传统性及总体国家安全观中丰富的非传统内容，也只是因为这些非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在当前比较突出，是总体国家安全观面对现实时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但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是“总体”，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兼顾了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
(本文载《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6期，作者系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第五篇：2014“总体国家安全观”解读(访谈)“总体国家安全观”解读
——专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特邀研究员刘跃进
《领导文萃》特邀记者：李
敏
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刘跃进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美元储备国，在当今全面开放的大背景下，存在着各种国家安全问题，而且越开放，面临的安全风险也越大，因此，如何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确保国家安全显得尤为重要。今年4月15日，在我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并集中阐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就如何认识和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本刊特约记者专访了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特邀研究员刘跃进。
本刊特约记者：中国现在正处在从一个地区大国向全球大国过渡的时期，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显得尤为紧要，请刘教授简要介绍一下“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的背景？
刘跃进：新一届领导人执政后，人们发现与前任有很多不同之处，例如加大了反腐力度，打掉了一批大老虎、中老虎、小老虎，例如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官员贪污腐败的势头。同时还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很少被大家关注，这就是特别强调国家安全，对国家安全做了紧锣密鼓的布局。首先是去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
会上，中央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总书记还对此专门做了长段说明。其次是今年1月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成立，总书记亲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需要在国家安全观念上有所改变，有所创新。这可以说是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最直接的背景。
但是，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及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还有其更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这就是改革开放30多年后整个中国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现在不仅需要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越来越需要整个国家的安全。
我们知道，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对国际国内形势有一个简洁明了的判断，那就是：对外，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对内，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因而要抓住机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搞建设、求发展。正是这个判断，使我们可以不过高增加国防投资，降低了国家安全消耗，把有限的资金用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上，在30多年中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国内生产总值上相继超过英国、超过德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老二。虽然总量上的这种老二地位，除以人口的话，我们又跑到八九十名之后了，但无论是国家还是国民，毕竟都比过去富裕多了。物质财富的增加和丰富，经济利益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必然形成许多过去没有的安全问题。
事实上，几十年来，在社会经济财富迅速积累的同时，我们的安全问题也在不断积累。在中国迅速发展或崛起的过程中，不仅外面世界对我们的看法变了，我国对外面世界的关系也实实在在变了，这其中就包括您说的“中国在从一个地区大国向全球大国过渡”。多年来一直在说的“中国威胁论”，其实就反映了一些国家及其学者、政客、军人、百姓，对中国迅速发展的不适应。就最重要的中美关系来说，一些人就认为中国这个新兴大国，对美国这个守成大国提出了多方面的新挑战。一方面，中国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任何国家也都没有任何理由阻挡；
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的确使一些国家感到不安，或者说确实也造成了一些国家不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过去没有力量做的事，现在有力量做了，对此别人不适应；我们过去一忍再忍的事，现在不能再忍再让了，别人会担心，会防范。这就形成了一些新的安
全矛盾，有时会成为安全冲突，甚至可能会陷在“安全困境”中恶性循环。此外，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国民走出国门，在世界各地扎根发展，他们的正当利益和安全需要，我们的国家和政府也应该给予保障，但是如果保障的措施和手段不适当，又会起新的矛盾和新的安全问题。因此，如何化解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严峻的外部矛盾，走出“安全困境”的恶性循环，打破国际上对我国发展的担心，以及某些不适当的限制，甚至是某些自以为是的制裁和围堵，适时、适度、适当、有效地保护国家、企业和国民在整个世界上的利益和安全，这些年已经逐渐成为中国领导人不能不深入思考和仔细谋划的事。这可以说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的国际背景或外部因素。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还有更重要的内部原因或国内背景。这几年，通过观察和研究，我把当前中国国家安全的总体状态概括为：内忧外患并存，外患不断升级，内忧甚于外患，社会矛盾加剧，政治生态乖戾，形势复杂严峻，应对措施乏力。与外部问题比较起来，国内社会、经济、政治、甚至军事等领域的问题，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多年来不断加剧，解决起来又没有什么非常得力的措施，有时甚至是顾了东顾不了西，按住葫芦浮起瓢。此起彼伏的群体事件，到今天人们已经见怪不怪；党政军内部的严重贪腐，我们也早已习以为常。但是，这些问题并没有因此不是问题，相反却越来越严重地挑战我国的国内安全，严重威胁和危害着整个国家安全。这些问题发展到今天，需要国家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从根本上解决了。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严厉打击党政军各阶层的贪污腐败，就是新一代领导采取的比较有力也初见成效的措施；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制定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如此等等，也是新一代领导在治国安邦上采取的有力措施。
对于这两方面的背景，总书记在说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时，在强调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时，都有过更简洁明了的概括。在解释为什么要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时，习近平指出：“当前，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而我们的安全工作体制机制还不能适应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需要搭建一个强有力的平台统筹国家安全工作。”这段话虽然说的是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背景与必要性，但同时也是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背景与必要性。在此，我们完全可以把后面的一句话改为：“我们的国家安全观念还不能适应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需要提出一个全面的、整体的、系统的国家安全观来指导国家安全工作。”事实上，习近平后来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时，又说了相似的话，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这就讲清了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国内外背景和必要性。
除了这些现实背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背景，这就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中国党和政府对于“新安全观”的探索和倡导，以及国家安全认识的不断演进。中国政府针对国际安全提出的“新安全观”，其核心最终被概括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在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领域是具有新意的非传统安全观。但是，由于它仅仅针对国际安全和对外安全，不涉及国内安全问题，因而并不是完整的国家安全观。同时，这一“新安全观”在表达
一种良好主观愿望时，缺乏对严峻的对外安全形势和国际安全形势的分析判断，忽略了传统安全因素和手段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作用，因而只是一种低级形态的片面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用这样的“新安全观”指导整个国家安全工作，显然是不行的。为此，就需要一个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国家安全观来替代如上的“新安全观”。事实上，从2006年起，中国党和政府就很少再提“新安全观”，起码在中共党代会的报告和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以及其他党政重要文件中，很少再用“新安全观”了。但是，党和政府对国家安全问题的探索，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而在不断推进和深化对国家安全的认识，特别是在不断加强对各种非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的认识。为此，这需要一种新的国家安全观来填补“新安全观”退隐后的空缺。这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产生了重要的催生作用，同时也提供了某些可以借鉴的材料。
本刊特约记者：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
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请您介绍一下
“总体国家安全观”都包含哪些主要内容？
刘跃进：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以后，各方面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容有不同的概括，有的概括比较复杂，有的概括比较简单，最简单的是把其说成是“十一个安全”，即习近平在讲“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时提到的“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
我认为，理解总体国家安全的内容，既不能把其简单概括为“十一个安全”，也不能局限总书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当天的讲话全文，而必须把习近平关于国家安全的主要论述有机概括进来。当然，主要内容还应以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当天的讲话为主。由于这里不能长篇大论，我只好用“六个总体设计新思路”、“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五个既重视又重视”、“十二个国家安全要素”、“四个国际安全理念”来概括。
所谓“六个总体设计新思路”，分别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习近平提出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四大职责”，以及“总体国家安全观”。具体来说就是，第一，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二，制定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第三，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第四，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第五，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第六，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这里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总体国家安全的内容，表面看好像是“自我相涉”，有些匪夷所思，实质上并不矛盾。习近平在论述总体国家安全观时，就讲到了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这六个方面，是指导当前整体国家安全工作的六个战略性新思路。
所谓“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就是习近平在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讲话中非常明确指出的：“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
全道路。”这里最重要的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这句话体现了人民在国家安全中的核心性、目的性。理解这句话时，还需要结合习近平后面的另一段话：“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在国家安全论域中，“人民安全”与“国民安全”的外延全同，所谓“人民安全”，也只是本国人民的安全，因而也就等于“国民安全”。
所谓“五个既重视又重视”，习近平在关于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讲话中说的也很明确，就是“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这些观点，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全面性、整体性、系统性、辩证性。
所谓“十二个国家安全要素”，是在习近平讲“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时提到的“十一个安全”，加上他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论述中讲到的“国民安全”。这就成了十二个国家安全要素，即国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这里的“国民安全”，应视为与前面讲的“人民安全”相同，因而“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也可以理解为“以国民安全为宗旨”。
所谓“四个国际安全理念”，是习近平在今年5月亚信会议第四次峰会上所提亚洲安全观包括的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我之所以把亚洲安全的四个理念概括进总体国家安全观，又超越亚洲范围把它们称作“国际安全理念”，首先是因为这四个安全理想事实上不仅适用于亚洲，而且适用于更广泛的全球国际社会，其次是因为习近平在一个多月前讲到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时，明确提出要“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要“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由此，把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适用范围，从亚洲安全事务推广到全球安全事务，使其成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容，应该说既具有理论和逻辑上的合理性，同时在现实中也有其积极的价值。
虽然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容非常丰富，但有两点必须首先强调，其一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核心理念，二是统合传统国家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的全面性、整体性、系统性、辩证性思维。
本刊特约记者：有人说，习主席首次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是过去提出的“新安全观”的升级版，是对“国家安全”的再定义。您能否谈谈“国家安全（广义、狭义）”、“传统国家安全”、“非传统国家安全”、“综合安全观”这些相关提法的内涵及其联系？
刘跃进：我先说一下升级版问题。
总体国家安全观确实是中国官方在世纪之交提出并长期倡导的“新安全观”的升级版。
大家知道，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只涉及对外安全或国际安全问题，没有涉及内部安全或国内安全问题，因此，虽然新安全观在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方面具有非传统的思维特征，可以称为一种非传统的对外安全观和非传统的国际安全观，但由于国内视角的欠缺，它难以说是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如果硬要说它是国家安全观，那么也是一种片面的国家安全观。另外还要注意的是，虽然在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方面，“新安全观”体现了非传统安全思维，但中国官方当时在国内安全和整体国家安全上，秉持的依然是传统国家安全观，依然把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看作国家安全的核心和重心，依然强调军
事政治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头等重要地位和作用。这种思维方式，不是非传统的国家安全观。与此不同，“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在强调国家安全的民本性上体现了非传统思维，而且还通过强调“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统一了国家安全的内外两个方面；通过强调“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等多方面的论述，统一了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两个方面的丰富内容，因而它既区别于传统国家安全观，又区别于低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是一种高级非传统国家
安全观。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需要区别四个概念，即传统国家安全观、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低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传统国家安全观是只强调政治安全、军事安全、领土安全等传统安全要素和传统安全保障手段，而不可能看到或者没有看到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国家安全观。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则是强调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的国家安全观。但是，如果在强调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时，无视或贬抑传统安全问题，那么这只能是一种低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至于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则是在强调非传统安全问题时，能够同时兼顾各种传统安全问题的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正是一种统合兼顾了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国家安全问题的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
因此，从概念关系上看，总体国家安全观既与传统安全观相对，又与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不同，体现出对国家安全领域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众多问题的全面性、综合性、系统性、辩证性观察、思考和处理，具有非常丰富的非传统安全内容和全面的非传统安全思维特征。
另外，具有特定主体的“国家安全”，也不同于没有特定主体的“安全”。我们中国人现在讲“国家安全”，讲“国家安全研究”，而欧洲人现在已经不怎么讲“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研究”了，而是讲一般性的“安全”和“安全研究”。这种情况，与欧洲的一体化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种一体化的结果，使欧洲人的国家概念相对弱化了，甚至在事关国家的重大问题上，都在探索实行一种共同的政策，例如共同的外交、安全与防卫政策，而且许多国家间还统一了货币，使用统一的欧元。因此，他们开始关注国家安全之外的各种“区域安全”问题，特别是更具普遍性的“人的安全”问题，而且很早就讲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共同安全”。所以，他们讲普遍的“安全”，我们讲特殊的“国家安全”。这与各自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现实问题相关，很难说谁优谁劣。
“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包括国家安全措施和手段的综合性，而
且更强调国家安全要素的综合性，重视影响和威胁国家安全因素的综合性。前面说的“十二个安全”，都是国家安全的构成要素，其中既有传统的国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资源安全等要素，又有非传统的文化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核安全等要素。这些年官方和学界都在讲“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这其实是强调了影响和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的总体性，强调要从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的总体上认识影响和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此外，在作为亚洲安全观提出的“四个国际安全理念”中，不仅包括了综合安全，而还包括了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和可持续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包括如此丰富的内容，显然是过去任何一种国家安全观都没有达到，因而是一种更高版本的国家安全观。
有人认为，国民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资源安全不是传统要素，而是非传统要素。这种认识是不准确的，是因为没有严格区分“客观上的安全”与“主
观上的安全观”的结果。事实上，国民安全、经济安全等，并不是在当代出现的非传统要素，而是国家出现后就存在的传统要素，只不过是在当代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中，这些要素才被高度重视和强调起来。简言之，国民安全、经济安全等，是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才重视起来的传统国家安全要素。
近年来，国家安全理论和实践领域都出现许多新概念，它们之间有些非常相似，但却有不同程度的差别和各种不同关系。鉴于访谈时间有限，这些概念间的复杂关系不再赘述。
本刊特约记者：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在当前国际国内安全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结合中国国情提出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观。您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中国特色体现在什么地方？
刘跃进：总体国家安全观最突出的中国特色有两个，一个是中国传统文化特色，一个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特色。这两个特色首先体现在强调国民安全的宗旨性、目的性上，其次体现在对国家安全进行综合性、系统性谋划与布局上。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是“官民二分”基础上强调“以民为本”
的文化。孔子强调“仁者爱人”，墨子强调“兼爱”，虽然都没有提“仁爱”的差别，甚至还特别强调仁爱的无差别，但由于这些观点提出时的社会基础是“官强民弱”，因而事实上是倾向于普通百姓的。当孔子、荀子讲到“载舟覆舟”理论时,明确强调了“民”的重要性。孟子见梁惠王时，更是大讲特讲“民贵君轻”的道理。这种“以民为本”的思想理念，历朝历代统治者总挂在嘴上，但真正实现的并不多，而且与今天的民主理念相比，还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把民作为手段来重视，而不是作为目的来重视。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看到，总体国家安全观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以民为本”、“仁爱善良”的传统，使其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另一方面又用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对其做了改造，把视民为“手段”的“民本观”改选成了以民为“目的”的“新民本观”，也就是民主观。这就使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民贵君轻”的“民本”特色的同时，更具有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民主”特色。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强调“重视国民安全”，强调“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就是这两个特色的突出体现和有机融合。
此外，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性、系统性，也是既具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又有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特色。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思维方式，就是强调对事物的综合性认识和思考，尽量避免出现片面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在当代系统科学的促动下，已经发展为系统辩证法，非常强调事物和认识的系统性、辩证性。总体国家安全观所讲的“五个既重视又重视”，非常突出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性思维和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性辩证思维。
在此我还想讲一点，就是如果不是特别强调“中国特色”，而是思考总体国家安全观与其他国家安全观相比所具有的特色，那么也可以把其概括为两点，一是“总体性”，二是“民本性”。这两点通过上面分析已经看到，不再啰嗦。
本刊特约记者：为帮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请您简要介绍一下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思想渊源和学理基础？
刘跃进：前面讲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中国特色时，事实上已经涉及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两个思想渊源，即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爱善良”的价值取向和“以民为
本”的思想观念，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群众史观”。但是全面分析总体国家安全观，我们会发现其思想渊源非常广泛，并非只这两点。例如，“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的观点，与“冷战”后期国际上开始出现的各种非传统安全观就有多方面的联系和思想渊源。再如，“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都是冷战后期就已出现并受到国际社会广泛重视的新安全理念，因而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把其包纳进去，就与这些国际上的新安全理念建立了非常直接的思想联系，它们也都成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思想渊源。还有“可持续安全”的理念，就与国际社会很早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密切相关，同时还与中国学界这些年对“可持续安全”的持续探索相关。还有一点，总体国家安全观本身，与我们10多年来所做的国家安全基础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也有密切的思想渊源，甚至可以说，我们的国家安全理念研究和学科建设，给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学理基础。
总之，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个广泛吸纳了古今中外各种优秀安全思想的国家安全观，是一个博采众长、兼容并包的国家安全观，是一个开放发展的国家安全观，将来还会有更多的优秀安全思想和理论被包容进去。由此来看，要完全说清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思想渊源和学理基础，还需要从国家安全思想史和当代国家安全理论中寻找更多答案。
本刊特约记者：我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正是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设立的，是适应中国大国地位的有效举措。那么，“国安会”都有哪些主要职责？
刘跃进：您说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设立的，但从时间顺序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在前，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在后，好像这句话难以成立。但从实质关系看，这句话是成立的，因为设立“国安会”时，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名词虽然还没有出现，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思想却已经初步形成了，可以说中共十八大报告已
经有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雏形，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一种“事实性存在”，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对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说明时，更进一步强化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这种“事实性存在”。这种作为“事实性存在”的总体国家安全思想，就是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指导思想。习近平今年4月15日关于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讲话，使这种“事实性存在”的总体国家安全思想，变成了形态完备的“概念性存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因此完全可以说，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在“事实性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设立的。
对于国安会的主要职责，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有过明确、准确、详细的说明，就是“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在国安会的这“四大职责”中，前面的“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及“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是两项具有战略性的职责；后面的“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和“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这两项，虽然也有战略性，但战术性更强些。这四大职责履行起来，难易、轻重、缓急，是各不相同，随时变化的，其中“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既具有极端的重要性，也具有极端的困难性，需要国安会下大力气来做。
本刊特约记者：您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有什么样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
刘跃进：从前面的背景和思想渊源介绍，人们可以看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
观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是3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现在和将来中国社会实践进一步发展的迫切需要，因而它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现实作用也就不言而喻了。
我想强调的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当前中国国家安全实践的意义和指导作用，首先必须体现到国安会四大职责的履行中，最终使我国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是“总体性国家安全战略”，推进的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是“总体性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的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是“总体性的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时也必须有“总体性的思谋与考量”。
从理论建设上看，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时，我国的国家安全学术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但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仅是吸纳了我们的学术研究成果，而且还广泛吸纳了古今中外一切相关的优秀思想和理论，并且大大提升了这些思想和理论，形成国家安全理论建设的一个新高度。用这一具有新高度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今后的国家安全学术研究，一定会使国家安全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上一个新台阶。我们希望自己和所有国家安全研究人员，能够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推出更多新的学术成果，能够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贯彻落实和充实提高做出更多贡献。我们也希望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在我国高等教育专业目录上，出现国家安全专业；在我国高校走出来的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中，能有国家安全专业背景者的身影。我们更希望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和落实，能够使我国的发展与安全得到进一步的切实保障，使全体国民更多地分享国家发展与安全带给自己的福祉与安全。
本刊特约记者：我们知道，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国际通行做法。请刘教授结合我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介绍一下世界各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置和职能。
刘跃进：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是美国在1947年根据其当年出台的《国家安全法》设立的。《1947年美国国家安全法》第1章第1条第1款不仅规定要“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而且规定“美国总统主持委员会会议；总统不能出席时，他可指定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代替其职务。”“委员会的任务是向总统提出有关国家安全的内政、外交和军事政策的综合意见，以便能够使这些军事机构和政府各部门在国家安全事务方面更有效地协调。”
在设立已近70年的今天，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不仅在美国外交与安全领域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继续对世界各国形成这样或那样的影响，成为许多国家仿效的样本。
尽管前苏联于1954年设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是举世闻名的“克格勃”，与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很大差别，但包括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和一些地区，主要还是以美国为样板来设立
自己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包括1960年土耳其成立的英文名称全同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1967年2月我国台湾地区当局由其所谓的“国防会议”改组成立的所谓“国家安全会议”，以及近年来韩国、英国、日本等陆续改立或设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例如，韩国在把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韩译为“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同时，也按照美国的机构名称，把自己的国家安全机构命名为“国家安全保障会议”。1987年修订的韩国宪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关于国家安全保障相关对外政策、军事政策及国内政策的树立，为在国务会议审议前答复总统的咨询，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第二款规定：“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由总统主持。”第
三款规定：“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组织、职务范围及其它必要事项由法律来规定。”到了2013年12月20日，为有效应对朝鲜半岛局势变化，韩国总统朴槿惠批准设立掌管韩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常任委员会和秘书处。这个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常任委员会由国家安全室室长担任委员长，每周一次协调国家外交和安全政策，制定相关对策，并向韩国总统提议相关内容。必要时，委员长还可按总统指示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再如，2010年5月，英国政府在2007年成立的“内阁国家安全、国际关系和发展委员会”基础上，建立了与美国机构名称相同、职能相近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由首相担任主席，常任成员包括副首相、财政大臣、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内政大臣、国防大臣、国际发展大臣和安全大臣，其他内阁成员，包括国家能源和气候变化大臣、国防参谋机构的负责人、情报部门首脑以及其他高级官员等，可根据需要参加该委员会。由此，形成了一种“大国家安全”的管理框架。
还有，2013年12月4日日本也正式启动了一个美式“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这个名称虽在汉译中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不同，但在英文中是同一个theNationalSecurityCouncil。不仅如此，日本的这一美版“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在人员构成、性质职责等方面也多与美国相同或相似。
美国及世界各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和运行，对我们有多方面
的启示，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安全法治启示。虽说“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将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项重要职责，但要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上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和水平，则应首先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置于坚实的法律基础之上，即首先要根据宪法精神推出一部能够确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法律地位的新“国家安全法”或“国家安全委员会法”。在党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设立的情况下，如果能够通过立法和修宪，再设立一个国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并把国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和运行建立在坚实的法治基础上，那么必将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个重大成就，同时也将使“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迈出坚实的一步。
篇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影响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意义
中华民族历史上国家安全形势尤为复杂多变，几经磨练历代各朝君主都非常重视国家安全。随着行政管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和社会经济发展，国家安全观也步入正规化建立，日益显示出重大意义。对国家安全关系到国家持续发展，关系到民族尊严的重要性，因此，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重大的意义。
首先，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可以从根本上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从长期的历史发展来看，当代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社会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外部势力也在穷追不舍，继而破坏国家安全稳定，只有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才能真正坚守国家安全和稳定，把遭到侵略的危害驱离国门。
其次，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当今，全球经济发展和贸易合作几乎已成为世界变动不可抗拒的趋势，而事实上，大多数经济的发展都是以安全稳定的环境为前提的，因此，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既可以持续维护社会安定、把日益加强的安全稳定状况传递给各族人民，也可以为实现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使大多数人民得到实惠并享受安全繁荣。
再次，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可以促进民族尊严。国家安全是实现国家利益的必要条件，是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只有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才能走出安全的路子，保护国家的领土和每一位公民的尊严与权益，而这也正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总之，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常态，是对国家发展的一种责任、对民族尊严的一种尊重，当今时代，我们需要更加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尤其是加强内部安全利益，保护主权、保护国家领土完整、保护民族尊严，共同守护国家安全，把国家建设得更加稳定、更加富裕、更加幸福。
篇三：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影响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党和政府在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程中，对国家安全工作的基本理论和总体指导。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大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全面提升国家安全水平:总体国家安全观明确了国家安全工作的总体目标和全面布局，全面提升国家安全水平。
2.
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建设:总体国家安全观明确了国家安全体系的建设目标和路径，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建设。
3.
全面提升国家安全防御能力:总体国家安全观明确了国家安全防御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和全面布局，全面提升国家安全防御能力。
4.
完善国家安全法律体系:总体国家安全观明确了国家安全法律体系建设的目标和方向，完善国家安全法律体系，增强国家安全法律保障能力。
5.
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和宣传:总体国家安全观明确了国家安全教育和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和方向，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和宣传，增强全社会安全意识。
6.
推动国家安全工作创新:总体国家安全观明确了国家安全工作创新的重要性和方向，推动国家安全工作创新，提升国家安全工作水平。
7.
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理论和指导，通过明确国家安全工作的总体目标和全面布局，预防和化解各种安全威胁和风险，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稳定，保障人民安全和幸福。
篇四：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影响
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的重要意义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我国新时代的重要战略思想和行动指南，也是我们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它的提出，旨在强化国家安全意识、增强国家安全能力、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保障国家长治久安。
实现总体国家安全目标的关键在于提高安全意识。在全社会加强安全教育宣传，引导公民自觉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稳定，增强全民安全素质，形成人人关心国家安全的浓厚氛围。
其次，要推进安全体系建设，加强国家安全监督体系和国家安全法制建设。要通过制定完善法律法规、加强执法和司法机构的建设和能力建设，不断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强化规范化、法制化思维和行动。
还需积极开展安全合作。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复杂化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了很多挑战，同时，我国的发展也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安全环境。因此，我们需要追求安全合作，积极参与国际安全治理，推动国际体系的改革和完善，以获得更加安全、稳定、繁荣的国际环境。
最后，要秉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我们始终坚持防御性国防政策，强化军事战略与军事能力，提高战略威慑和消防打击能力，全面加强军事力量建设和军事训练，注重发展信息化作战力量，加强兵种间的协同作战与联合训练，提高作战能力和保卫国家安全的能力。
总而言之，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强调了国家安全的全面性、战略性和长远性，是一个长效的行动指南和重要的战略思想。我们要充分认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意义，激发安全意识，深化安全机制建设，增强安全能力，从而达到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目标。
篇五：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影响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意义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是确保我国安全和发展的重要途径。它意味着在内政和外交政策中应当坚持以维护国家安全为主的总体安全观，强调从宏观的、综合的、长远的角度思考国家安全。
首先，存在异议的意见和行为不得被宽容，应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制止，并同时制定有效措施避免再次出现。只有公正、客观、科学、有效地防止和控制社会风险，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才能实现国家安全。其次，坚持扩大与伙伴国家合作，强化维护邻国和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宁，避免事端扩大或冲突升级的关键，以更多的贡献构建国家安全框架是我们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此外，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还表明，加强政府和社会的全面安全保护能力是必不可少的。一方面，应健全安全保护制度，维护国家安全秩序，完善情报保密和信息网络安全，增强对外部威胁的应对能力，发挥互联网信息安全的引领作用，改善社会社会安全秩序；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大安全基本建设力度，强化安全实战能力和预警报警能力，加大安全防护投入，完善安全监测执法，实施国家安全集成化管理。
总而言之，实行总体国家安全观，有助于全面掌握社会发展局面，健全外交战略，提升行政管理水平，加强国家安全保护能力，维护社会稳定等多方面，十分重要。改善国家安全建设体系，营造良好的社会安全氛围，为政府有效推动国家发展、实现国家富强创造良好条件。
篇六：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影响
总体安全观的重大意义
总体安全观是指将国家发展的整体安全放在首位，平衡发展各方面安全，以保证国家整体发展安全的一种安全观念。它关注的不仅是传统安全领域，如国家安全、军事安全等，还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信息安全等方面。
总体安全观的重要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总体安全观强调国家发展的整体安全，使得各方面安全得到更好的保障。这有利于促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和谐发展，为国家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和保障。
其次，总体安全观注重协同作战、综合施策，强调以战略眼光看待问题。这有助于提高国家的安全防范能力，形成高效的安全体系，保障国家的稳定发展。
再次，总体安全观具有指导性和战略性，有利于人民群众加强安全意识，推动社会建设。在较长时间内，笃行总体安全观可以带来民族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提升，促进国家整体发展的稳健性。
总之，总体安全观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只有加强总体安全观的实施，才能更好地保障国家的整体安全和稳定发展。
篇七：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影响
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认识和理解
“总体国家安全观”指的是“坚持谋求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宗旨，以及全面、综合、协调进行安全管理的理论思想和指导思想。它是一种重大的整体观念，体现了安全管理的多元属性、系统性、可持续发展性等特征。它把维护个体安全与国家总体安全挂钩，提出了经济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环境安全、国际安全等多元安全。把增强国家安全与降低安全风险合力作用紧密结合起来，把维护和谐社会稳定安全与实施创新发展战略立体相统一，追求协同发展，赋予国家安全一种新的内涵和新的时代人文。
推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实质是切实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长治久安，保证全体公民的安全。要明确“统一”、“安全”的核心问题在于“总体”，才能统筹安全视野，全面的综合分析各种安全变量，把不同地区和不同部门的安全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安全联网，一体思考和处理安全问题。
除了增进国家安全意识，提倡总体国家安全观还应为了建立更多的安全保护机制而努力。政府应强化制度建设，提高安全管理的科学
性和规范性；应支持社会组织、公司和个人的安全咨询，提供有效的安全服务机制；应加强科技发展，以技术手段增强应急处置能力，推动国家安全可持续发展；应进一步建立和改善社会服务体系，确保社会稳定，增强公民安全感。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国家安全这一系统而整体的思维方式，是国家安全管理的完整理念，也是国际和平与发展的必备思路。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是通往长治久安的必经之路；它也象征着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安全建设的现代理念和新理念，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和巨大的战略意义。
篇八：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影响
简要论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时代意义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在新时代形势下推出的重要理论，开创了国家安全思想与实践的新局面。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时代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适应全球化新格局的发展需求
当前，世界范围内各种安全风险和挑战不断涌现，全球化和信息化相互借助，复杂多变、交织融合的安全形势不断升级。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建立“全域安全”的格局，为国家安全提供加强与全球各国联系的关键保障，这具有顺应全球化新格局发展的重要意义。
二、确立安全观念的新高度
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中心，以传承发展优秀文化传统为出发点，彰显民族自信、强烈维护国家尊严的特征。它的提出，为中国制定国家安全战略和战略规划提供了新思路，为保持战略主动和打造全面国家安全体系提供了新动力。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在推动安全观念全面升级、转型发展和深化实践层面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维护国家长治久安
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以维护国家安全与发展为中心，旨在构建覆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环境、网络等多个领域的综合治理体系。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国家安全的精准有效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路径，大力推动习近平总书记提倡的“以人民需求为导向”的新发展理念深入人心，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四、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平发展和以合作推动共同发展的道路，实现和平与发展的内在统一。总体国家安全观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其提出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念”对于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着重要作用。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为中国确立了持久和平的发展方向，更在全球推动安全治理、共建共享的大道上提供了中国方案。
总之，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是党中央在新形势下国家安全的顶层设计，是中国开启新时代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中国加强综合国家实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追求和努力。它将为维护国家长期稳定、促进国家和谐发展、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贡献。
篇九：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影响
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意义
一、背景
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国家安全事关国家的安全与发展。尤其是当前，随着国家力量的逐渐增强，国际上的挑战与威胁也越来越突出，因此，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显得尤为重要。
二、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意义
1.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我国前行的保障。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有利于我国的长期稳定和发展。
2.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有利于我国在现代化建设中提高本国的安全保障水平。
3.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我国“走出去”战略的支撑。我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对外开放中能够更好地维护本国的安全。
4.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我国民族复兴道路的追求。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有利于我国更好地实现民族复兴，提升国家的影响力。
三、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主要内容。
1.保障国家政治安全
加强党的领导，切实维护国家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平衡，促进政治制度
的稳定与健康发展。
2.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建立健全我国经济安全体系，加强国家的战略资源的保障能力，提高企业的核心技术储备，加强市场监管体系的建设。
3.保障国家军事安全
坚持国家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地位，加强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推动国防科技创新，提高国防能力。
4.保障国家文化安全
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避免异化，加强理论防空，弘扬中华文化。
5.保障国家社会安全
加强社会治理，提高信任及协作机制，加强公共卫生、生态安全、网络安全等方面。
四、结语。
总体国家安全观在今天的大背景下，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只有树立起这一理念，加强总体国家安全体系建设并不断加以完善，才能更好地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的繁荣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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