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全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100例深圳
深圳海山街道创新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机制
作者：杨斌
黄小艳
来源：《社会与公益》2020年第01期
摘要：基层是社会治理的深厚基础和重要支撑，治国安邦重在基层。社会工作作为一种治理社会的专业和技术，是基层社会治理中重要的服务型治理力量。通过回顾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各界对社会工作如何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多有讨论，但具体落实到基层街道和社区，无论是
篇二：全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100例深圳
StudyofAdministration深圳社会治理40年实践研究文/姚迈新制度财富及资本，为中国各个摘要：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范围乃至全国、全世界范围内拥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深圳经济特区建设40年来，在城市社会治理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创新公共服务供给、加快社会治理法治化进程、促进社会“自治”与“共治”相融、实现社会治理的精细化，形成了“法治、自治、共治、技治”齐头并进的社会治理良好格局。未来，在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征程中，深圳应深入研究城市基层党建与城市社会治理融合发展新路径、培养城市“自治与共治共融”的社会治理新风尚，为中国各个城市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深圳样本”。关键词：
社会治理现代化；“深圳样本”；智能化中图分类号：D669.3DOI：10.13784/j.cnki.22-1299/d.2020.06.013城市尤其是大型城市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深圳样本”。经济学家张五常提出“深圳将成为整个地球的经济中心”的论断，体现了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范围乃至全国、全世界范围内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研究阐释深圳社会治理的实践经验和巨大成就，分析其在社会治理实践进程中的优势和短板，提出深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2020年是深圳、珠海、汕头三大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深圳作为三大经济特区中最具典型性和创新成果最多的经济特区，不仅以其自身的飞速发展与辉煌成就展示了经济特区这一“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正确性，也以其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实践经验为中国各地未来发展指明了一条崭新的路径。在城市社会治理领域，深圳经济特区不懈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形成了护佑深圳社会平安、人民幸福的的未来策略，有助于深圳未来统筹谋划、系统安排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政策举措和实现路径。一、社会治理现代化探索：58/2020.6来自深圳的经验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满足人民群众更美好的生活需要，是当前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深圳是当下中国最具创新力的城市，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征途上，深圳一直在全国处于领跑地位。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在经济制度、产业结构、城市活力、文化发展、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等领域统筹谋划，创新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回顾以往，深圳在公共服务供给、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各个方面，走出了一条可供借鉴的新路。●以需求为导向，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无论从公共服务总量投入还是动态精准配送方面，深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科学预测，科学决策，为市民群众提供足额到位的公共服务。“深圳市政府在抓民生实事方面也走在全国前列，创造了许多先进的经验”。[1]首先，从总量上看，自2012年以来，深圳在教育、文化体育、就业社保、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九大类民生领域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逐年增加。其次，在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和配置机制创新方面，深圳着墨甚多，且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借助大数据等现代工具，对城市人口结构和分布状况展开动态预测，以此为依据，确定各类公共服务的区域供给量和供给水平，满足多元化的公共服务需求。通过“互联网+”的运用，实现公共服务供给资源之间的联合与互动。促进区域医联体的联动、远程医疗的配合，使公共服务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用，切实解决了资源配置的瓶颈问题。在政策上积极探索，扶持社会办学，大力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提供公共服务，推动民办教育、医疗卫生机构等充实公共服务供给，依靠社会和市场机制实现公共教育服务的动态配置。鼓励民办幼儿园建设，对符合条件的幼教人员给予长期从教津贴，对户籍和符合条件的非户籍在园儿童给予健康成长金补贴；积极扶持民办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对取得二级甲等资质的民办医院给予一次性奖励，民办医疗机构提供的基本医疗服务纳入财政补助范围，按标准核拨社区健康服务中心业务经费。既调和了各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也满足了广大群众的多样化需求，保障了社会弱势边缘人群的基本权益。●推进法治创建，加快社会治理法治化进程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实现了奇迹般的崛起，部分得益于“特区立法权”。长春市委党校1992年7月1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授予深圳“特区立法权”。自此，深圳充分发挥“特区立法权”优势，坚持以立法助改革、促发展、惠民生，先后通过法规及有关法规的决定近500项。近年来，深圳坚持立法决策和改革决策相结合，聚焦改革创新和社会治理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合理的制度设计，保障推动改革创新，成效斐然。其中，2009年至2012年，深圳重点推进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领域的立法，解决社会建设相对滞后、社会管理跟不上经济发展步伐的矛盾。为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和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深圳制定了《深圳经济特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条例》。同时，不断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社区建设、社会组织管理等方面的立法进程，先行先试，示范全国。2012年3月1日起开始实施首个社会建设法规《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建设促进条例》；2020年5月，深圳形成《深圳经济特区平安建设条例（草案修改一稿）》，为组织动员各方面力量，综合运用多种手段，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防范和化解公共安全隐患和社会风险，调处社会矛盾纠纷，优化基层公共服务，确保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提供了法规依据。这些法规条例的出台及实施，夯实了深圳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基础，使社会治理在实践中具有了“一2020.6/5StudyofAdministration致性、可预期、统一性”的特点，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和谐稳定社会环境的期盼与需求。●构建科学机制，促进社会“自治”与“共治”相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要着力于政府与社会、市场、居民个人之间的角色重构和协同行动。所谓角色重构，最重要的就是转换社会治理主体，将多元主体纳入社会治理的主体范畴，明确治理场域中的政府与社会、市场、个人“入场”。所谓协同行动，就是要构建科学机制，保障政府、市场、社会和个体之间的的良性互动，促进社会治理成效的良性发展。深圳市福田区着力打造一批“居民自治典范社区”，一大批特色社区涌现出来，邻里和谐、居民自治蔚然成风。福田区一街道以社区居委会作为社区自治主体，将多元力量纳入社区议事网络，依托丰富的社区资源，探索建立“民意厅”“议事亭”“自治公园”等多元化的各具特色的议事平台，丰富了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手段，加强社会组织培育，大力推进居民自治典范社区“标准+”。华强北街道通新岭社区坚持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为纽带，利用党代表进社区、人大代表联络站、居民议事会等平台开展居民自治议事，推进扁平化管理，全力提升社区建设的整体水平。福保街道益田社区创新建立“一核二网三化四平台”，充分发挥社区党委的核心凝聚60/2020.6作用，带动社区各类组织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自治”与“共治”相互融合，整合了各种社会资源，创新了社会治理平台和载体，构建起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为把深圳打造成平安、和谐、有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夯实了基础。●运用数字化技术，实现社会治理的精细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从社会治理角度分析，数字化技术有助于将数字资源转化为治理优势。深圳着力探索将数字科技作为信息技术革命的重要引擎，在社会治理体系中落实“科技支撑”的重要作用。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面，为打击违法犯罪、化解矛盾纠纷、维护公共安全，为市民群众营造安全和谐的社会环境，深圳市着力打造了全口径的人口信息系统，将29个委办局的数据全部纳入信息平台管理，建立起社会治理大数据。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深圳市将“一中心两化”即基层综治中心和网格化、信息化列入重点工作内容。以宝安区为例，该区实行“1+10+124+4833”网格化管理工程，即1个区大网格、10个街道中网格、124个社区小网格、4833个工作微网格，将153类160余万个管理对象的坐标、现状精准到网格，形成全区治理“一张图”。近年来，深圳在地址编码规范的基础上，完善房屋、人口、法人、事件等社会管理要素的分级分类标准，实现人口身份证号码、法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房屋编码、通讯号码和事件编码“五码关联”，打造支撑社会治理的块数据“智能底板”，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推动社会治理体系架构、运行机制和工作流程的创新。提高运用大数据辅助决策能力，推动从依靠直觉与经验决策向依靠大数据决策转变，提高运用现代科技强化治安防控能力，推动从被动向主动“防风险”转变。数字化技术的运用，有效解决了深圳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事务落地难问题，提高了治理效率和效果。二、制约因素：深圳社会治理面临的难题经济特区建设40年来，深圳在社会治理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形成了“法治、自治、共治、技治”齐头并进的社会治理良好格局，既发挥了党和政府的主导作用，又发掘利用了社会资源，探索了社会治理的深圳解决方案，形成了社会共管、多元共治的局面，社会治安形势、人民群众安居体验明显好转。但必须看到，伴随经济的不断发展，深圳的社会治理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制约“堵漏洞”“在场”
因素。●外部约束力量增强，公共服务供给面临压力目前，深圳在社会治理中面临着两大外部强约束，即人口激增和用地不足。从深圳的人口总量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深圳市户籍人口稳步增长，常住人口则呈现直线上涨的态势，近年来进入人口稳定增长期。到2035年左右，实际人口有可能突破3000万人。从人口结构看，呈现年轻化、低素质、倒挂型、流动性的特点。同时，土地资源紧缺、河流环境负载加重、交通不畅、学校医院等社会服务机构长期超负荷运行等等，也增加了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和社会治理的难度。曾经有学者总结深圳人口呈现出全国城市中十大“最”的特点，包括人口密度全国大中城市里最高、人口年均增长速度最快、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比例倒挂最严重、适龄劳动人口平均文化程度最低等等。对此，往届党代会上曾提出深圳“人口不堪重负难以为继”，这意味着在人口激增的情形之下，深圳公共服务供给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如何有效规划、有序布局、有为供给成为当前面临的一道难题。除此之处，深圳的土地供应也面临着困境。数据显示，深圳全市面积为1990多平方公里，同为一线城市，上海6300多平方公里，北京1.68万平方公里，广州7300多平方公里。深圳可供开发的土地空间已经基本饱和，“缺地”成为深圳最大的瓶颈所在。深圳土地供给的结构性失衡，给城市未来发展带来不小的挑战，不仅削弱了这座城市的人口吸引力，也将改变这座城市的产业结构及竞争力，给城市住房供给造成极大的压力。●经济改革单兵突进，社会治理明显滞后作为经济特区，深圳市的改革开放和建设发展，从一开始就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目标、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主线”展开的。随着经济领域改革的深入，深圳市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领域的改革则明显滞后，改革缺乏整体性、系统性和协调性。以社会领域为例，在法治社会建设方面，并未真正起到示范和带头作用，在依法行政、司法公平审判、社会法治环境、市民的法治观念、个案正义的实现等方面仍存在着许多问题。在社会文明建设方面，短板和欠账很多，深圳虽然五次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的殊荣，但还主要停留在环境卫生、城市管理等初级文明层次上，并没有体现在精神文明的核心内容上。进入新时代，深圳要保持作为经济特区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领先地位，应加大力气促进社会文明的协调发展。●移民文化气质退化，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新掣肘经济特区建立40年来，深长春市委党校圳蜕变成为一个新的城市、一个移民的城市、各种文化汇聚的城市。曾几何时，深圳最大的特点就是移民文化，各种不同的文化在这里发生碰撞、重组、再创造，正是这种互相的碰撞，才发生了奇妙的反应，深圳的改革开放历程可以说是波澜壮阔、蔚为壮观。“都市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移民现象”，深圳因其移民城市特质，呈现出积极进取、艰苦奋斗和兼容并蓄的城市精神，移民城市文化使得深圳具有很强的开创性、包容性和开放性，“来了就是深圳人”使得这座城市一直充满活力，勇于革新，具有较强的生命力。然而，近年来深圳城市人口流动正在减缓，社会阶层固化的趋势在加强，深圳从小渔村起步扩张以来一直具备的移民精神和文化气质正在退化，其城市形象与文化定位趋于模糊，如果不将现有的城市文化加以提升和拓展，不仅会影响深圳的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还将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掣肘因素，使社会治理领域各项改革裹足不前，从而丧失其核心竞争力。未来，深圳要更加尊重各种亚文化在城市空间的携手并进，避免因移民文化气质的退化而导致创新精神的磨灭和城市活力的丧失。●城市复杂性增强，对社会治理提出更高要求中国城市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人口向大城市尤其是超大2020.6/61StudyofAdministration城市聚集的速度和规模越来越令人惊叹。按照2014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明确把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归类为超大城市，目前全球此类城市共有25个，中国共有7个超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重庆和武汉。超大城市治理关乎人口的流向，更是21世纪城市发展的一种方式。在超大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既出现了人口聚集带来的利好效应，也面临着城市规模增大、复杂性增加带来的严峻挑战。近年来，深圳市经济、人口不断走向“大型”化，城市越来越呈现“高密度化”特征，复杂程度持续增加，对社会治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首先，城市空间密度增加，管理任务加重。其次，城市人口流动加剧，管理难度剧增。再次，城市要素错综复杂，管理协同度要求增加。最后，城市运行风险加大，管理预见性要求增多。深圳已经成为一座具有高度开放型的城市，未来无论对内还是对外，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比经济现代化的实现难度要大得多。明晰这一现实基础，才能科学设计、系统谋划深圳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三、未来展望：深圳社会治理“先行示范”的发展路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62/2020.6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对深圳“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明确要求。在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征程中，深圳始终要以“先行示范”作为自身的战略定位，针对社会治理实践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统筹谋划，系统安排，实现社会的平安、和谐、有序与活力发展。一是要始终坚持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特别要下大力气研究推动城市基层党建与城市社会治理融合发展的路径。二是培养城市“自治共治共融”的社会治理新风尚，着力整合社会资源，发挥社会多元主体的积极作用，打造“一核多元”的城市社会治理新格局。三是继承和发扬“创新”“开放”“包容”的城市移民文化精神，彰显长期以来凝聚而成的包容性文化特质，“来了就是深圳人”，既为每一位新深圳人营造个人自由成长成才的空间，又为深圳城市社会治理夯实厚重的文化根基。四是树立“风险防控”意识，加强“平安深圳”建设。平安是继吃饱穿暖之后的最大民生需求，有必要建立城市安全和风险控制体系，保障城市安全运转和发展。五是强化“人口管理与服务”意识与举措。城以人兴，城以人旺，深圳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要牢牢把握治理对象——“人”，以人民为中心，通过完善人口管理信息平台，建立人口服务管理体系和协作机制，强化对人口的精细化管理。六是重视数字化技术在社会治理中广阔的应用空间和发展前景，推进社会治理智能化专业化。参考文献[1]李罗力.社会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的深圳实践[J].开放导报，2020，（4）.作者简介姚迈新，中共广州市委党校文献信息中心副教授，中山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城市社会学、地方治理、城市治理和非政府组织管理。责任编辑
王宝珍
篇三：全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100例深圳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三社联动”：内涵、机制及其实践逻辑——基于深圳市H社区的探索
徐选国;徐永祥
【期刊名称】《社会科学》
【年(卷),期】2016(000)00【摘
要】“三社联动”已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命题,其在本质上体现了国家与社会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的互动逻辑,内含着明显的政社互动关系.嵌入性理论为“三社联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理论依据,内在地要求其遵循“社区嵌入社会”的本质机理,并从“脱嵌的社区”状态向“社区的再嵌入”转变,进而形成一种基于政社分开与团结基础上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通过对近年来深圳市H社区“三社联动”的经验反思发现,“社区”作为关键要素重塑了地方国家与基层社会的关系格局,在实践中促进了国家与社会从二元对立向二重共生的关系转变;社会工作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整合性建构不可或缺.
【总页数】10页(P87-96)
【作
者】徐选国;徐永祥
【作者单位】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
上海200237;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上海20023【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C916【相关文献】
篇四：全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100例深圳
新发展阶段城市社会治理如何持续创新？——基于北京、上海和深圳的案例分析
作者：葛天任
邓海云
来源：《社会治理》2021年第6期
葛天任
邓海云*
*葛天任，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邓海云，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大数据的超大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公平配置与精准治理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8CSH005）；招商局慈善基金会、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青年学者资助计划”专项课题。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治理创新主要是由地方财政支撑推动的。从政治经济学理论视角看，进入新发展阶段，社会治理需要寻找低成本、高收益的创新模式。本文基于对北京、上海、深圳社会治理创新的比较分析，发现深圳的社会治理创新内生动力最强，对政府财政资源的依赖程度最低，其经验更值得其他城市借鉴。
【关键词】新发展阶段
社会治理创新
地方财政
资源依赖
一、新发展阶段的城市社会治理如何持续创新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城市社会治理创新给出了明确方向：“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表明，政府治理、社会调节与社区自治良性互动，正成为具有广泛共识的社会治理创新大方向。
新冠疫情爆发后，党建引领的城市社会治理尤其是基层社区治理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一方面，社区自治组织、社会志愿组织积极参与、配合党和政府的疫情防控工作，在社区疫情防控、贫困群体帮扶、志愿服务等领域发挥了关键作用，凸显了社会组织在应对公共危机、完善社会治理方面的重要功能性角色；另一方面，面对重大危机，“党建引领”发挥了统筹各方的关键作用，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民众自发配合也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然而，我们需要充分注意，在这一大方向之下，仍然有不同的治理模式差异，仍然有巨大的创新和改进空间。尤其是疫情防控下的社会治理创新并非常态下的社会治理创新。社会组织和社区自治从长远来看依然非常重要。当前，各大城市的社会治理创新仍然总体上是以政府财政支持为主，而常态化的社会治理创新不可能长期建立在经济增长与财政扩张的基础之上。仅就社会组织培育而言，财政支持仍是大多数地区社会组织最主要、最稳定的资金来源①。这带来了两个后果：第一，社会治理创新的财政成本较高，只有部分财政资源雄厚的超大城市能够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第二，在新发展阶段，财政能力匮乏将导致很多已有创新或创新模式难以为继。
因此，如何实现低成本、可持续的社会治理创新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讨论的关键问题。特别是，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增长质量更重于增长速度，且面临着内外多重压力，这势必会使得地方财政支出压力增大。在既有增长框架下逐渐形成的社会治理创新，实际上在有些地方已经面临财源枯竭的问题，或者至少面临财源难以为继的问题。对大量财源匮乏且需要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城市而言，其出路何在？持续创新的动力何在？这是本文所关注的核心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城市社会治理创新必须改变当前部分城市“概念创新”“名词创新”的“为创新而创新”的弊端，真正将改革创新落实到可行的治理创新机制探索中来，结合各地实际情况探索真正长期可持续的创新模式。
还需特别指出的是，当前各地社会治理创新的理论基础多源自于社会学与政治学理论，而缺乏政治经济学理论视角的剖析。具体而言，社会学视角分析更多地强调自治和共治，而政治学视角的分析更多强调政权基础和党建引领，大量学术研究并不考虑社会治理创新所依托的经济基础和财政成本。这种存在严重“系统偏差”的治理创新理论，不仅容易导致政策矛盾，且很容易导致思想和执行层面的混乱。
因此，我们有必要详细讨论新发展阶段城市社会治理创新的政治经济基础问题，也就是财源与出路问题。为此，我们先从理论分析开始，辨析城市社会治理创新的两种理论路径，而后通过对当前我国城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的案例比较，进一步提出新发展阶段城市社会治理创新的总体思路和政策建议。
二、城市社会治理创新的两种理论路径
首先，什么是社会治理？社会治理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性词汇，同时也是一个复杂的学术概念。外国学者或者理论家们，更多把社会治理看作是社会自我调节，或各种治理主体的合作或协调，在西方民主社会语境下更注重社会管理，或者一般是指社会控制机制或社会参与规则②。然而，在中国社会文化语境内，社会治理至少暗含着以下两个维度的管理模式或机制。
一种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或行政力量主导的“社会治理”，这种思路更多地被政治学、公共管理学者所阐发。尽管不再强调更具行政支配色彩的“社会管理”，而是强调更具有统合性、引领性的“社会治理”，或者稍加改变区分“政府”与“政党”的政治内涵，将“党建引领”概括为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创新中的关键“核心要素”而加以理论化，但归根结底，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者大多仍强调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充满现实主义政策考虑的社会治理创新思路。
另一种则是强调自下而上的以社会自我调节为主的“社会治理”，尤其是强调“公民社会”的培育和生成，这种思路更多地被社会学、部分公共管理学者所接受，并从20世纪70、80年代以来欧美发达国家的公共管理实践转向后所提出“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等管理理念中吸取理论养分，进而提出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大思路和大方向。然而，这种思路更多地是从理念出发，是典型的具有“建构主义”色彩的社会治理理论视角，是基于“公民权”“公共空间”“民主治理”等理念的“中国化想象”来建构中国未来社会治理的创新方向。这一思路显然不是从现实和实践出发的政策分析思路。
然而，虽然学者们充分关注了城市社会治理创新的两种理论路径，但却严重忽视了城市社会治理创新的资源困境或者说是资源基础。缺乏资源基础的社会治理创新是无法复制、更难以为继，其创新的意义和价值大打折扣。众所周知，社会治理创新所需的主要资源可以分为政府资源和市场资源两大类，即政策和资金两大类资源。当前，在我国各地的社会治理创新中，政府在政策、资金和资产等公共资源上具有非常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社会组织或群众团体对政府的依赖性很高③。在“政社合作”的创新实践中，政府在购买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的过程中，二者形成了一种非对称的依赖关系，导致社会组织的发展过度依赖政府资源，因而社会组织与社会自我调节的设想，往往在现实结构性环境中演化为新的行政主导模式④。在新发展阶段，随着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发达地区的地方财政支出不可能保持增长期的“井喷状态”，随着国家出台的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的落地见效，全国财政收入增速急速下滑，各级财政收支矛盾日益突出，部分地方收支压力巨大。根据财政部数据，2019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增速为3.8%，而税收增长仅为1.8%，西部欠发达地区市县财政则出现入不敷出的现象⑤。因此，财政资源基础显然是影响社会治理创新可持续性的关键所在。那么，从现实主义的政策分析思路来看，在实际运行的社会治理创新模式中，何种模式所依赖的资源最少，而所达成的“目标”绩效最大呢？下文将通过笔者调查的三个典型案例来进一步给予详细分析。
三、城市社会治理创新的三种典型模式
改革前，各地均为“总体支配”模式，但改革后地方自主性增强，各地政治经济环境出现较大差异。总体上，中国南方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社会调节能力较强，而北方地区则相对保守，当然这并非由地理因素所完全决定。
根据政治经济环境的差异与案例典型性原则，笔者从全国大量案例中选择北京、上海、深圳三个超大城市社会治理作为典型，比较其现实状况与历史差异。相比之下，北京作为政治中心，行政干预能力更强，治理创新对政府资源的依赖程度高；上海作为经济中心，市场发育较为充分，财政基础雄厚，政府资源与市场资源都较为丰富。上海需要满足要求更高的民众需要，因而逐渐摸索出一种“政社合作模式”；深圳作为移民城市，治理创新更加具有社会自主性，市场活力大，社会治理创新模式实现了政治稳定兼具社会活力的双重目标。
尽管这三个城市均为财政资源雄厚地区，均实现了政治稳定和“党建引领”，但由于城市治理目标和定位的差异，其创新模式又具有较大差异，对其各自社会治理创新的逻辑与模式进行比较，对我们理解和探索今后社会治理的创新模式具有很大的启发和价值。
（一）北京的行政统合与财政依赖
在治理创新方面，作为国内首个明确以世界城市建设为目标的城市⑥，北京近年来积极推进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在规则体系、组织机构和运行机制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突破⑦。在规则体系上，完善了“新农保”等社会保障制度，出台了“九养政策”等养老福利政策；在组织机构上加强了“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在运行机制上打造了社会治理的新模式。显然，北京市的治理创新具有行政主导的特征，对政府资源具有较强的依赖性，需要强大的财政支持。
与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制模式相比，新时期北京的社会治理具有三个新的明显特征：社会治理网格化、社区管理行政化、社区服务项目化。这三个新特征的核心共同点在于行政主导社会治理能力的增强。这种创新特征既是在基层管理者的实践下所形成，也反映了中央政府政策的调整与转向。在“分层吸纳”的总体策略下，北京的社会治理创新大多属于自上而下的行政统合，由行政力量发起，并对治理创新的方式和内容进行调整，在维持政治安全的同时也加深了治理创新对政府资源的依赖程度。
北京行政主导能力的增强带来社会的总体稳定和群众幸福感的增强。然而，也必须注意到，北京社会治理创新是依托其雄厚的财源基础而得以成功的。仅以社会建设专项为例，虽然相比其他财政支出而言，其财政投入比重不高，然其投入却逐年加大，亦非普通城市所可能效仿。2009年以来，北京市每年社会建设专项资金2.5亿元，其中1亿元左右用于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项目和管理岗位，2010年至2015年，北京市社会建设专项资金投入4.011亿元，购买服务项目2732个。2016年，社会建设专项资金拟投入6770余万元，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491个⑧。2019年度北京市社会建设和民政事业资金收入总计180.07亿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122.03亿元。然而，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很多情况是建设资金并未得到有效利用，社会治理创新未能有效激发社区民众的自治活力。例如，每个社区居委会都能获得一笔约25万元的社区建设资金，但大多数居民社区并不知道这笔资金的存在以及如何申请，社区建设资金难以有效使用，实际上社区建设的“空转”状态不容忽视⑨。
此外，虽然北京社会治理创新活动主要依赖于财政资源支撑，但各区、各机构的差距悬殊，依赖市场化资源支撑的服务类、公益类社会组织发育相对迟缓，资源多元化较为不足。例如，北京社科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蓝皮书《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8～2019）》指出，北京各社工机构资金规模差距悬殊，但资金来源却高度趋同。各机构中资金收入最高的有622万元，最低为0，即无收入，近94%的机构首要资金来源于政府购买，以基金会支持、个人捐助和服务收费等市场资源为首要资金来源的机构不到样本总量的3.1%，反映出了社工机构筹资能力不足、高度依赖政府资源的现状。因此，北京社会治理创新仍未走出行政主导色彩过浓的“惯性”，不仅消耗大量财政资源，且大量名为“社会治理创新”的典型案例背后实则依然是“行政治理创新”，这显然并不符合党的十九大相关政策的大方向。
（二）上海的政社合作与双重财政依赖
在近20年的城市社会治理创新探索的基础上，上海选择了一条既能够控制政治风险，又能够弥补现存治理体系不足的创新路径⑩。这一创新模式总体上属于增量改革范畴，即在保障财政资金可控的前提下流入社会组织，从而推进“政社合作”的社会治理模式，以满足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更高诉求。
与北京相似，但与深圳不同的是，上海保持了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传统的居委会等群众组织得以保留，且在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中发挥了兜底保障的功能，并履行了加强社会治理、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能。但随着代际更替，上海的部分群众组织正在被更加专业化的社会组织所替代。一方面，上海市将街道整合成多个大类的专门化的社区服务中心，并鼓励社区服务中心与基层社区社会组织、公益类社会组织对接，同时缩小原有社区居委会的管理幅度；另一方面，在上海市政府的持续努力下，基层社区在街道的指引下搭建了社区共治平台，将各社会组织与民众纳入其中，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服务外包等形式为民众提供了更加优质的公共服务，政社合作格局初步形成。此外，上海还积极为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搭建平台，也通过政府购买服务、PPP模式、业务委托、合作经营等方式积极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并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专项支持资金。
需要指出，政府在推进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创新社区服务的过程中也对财源保障机制提出了新要求11，上海社会治理创新需要持续的财政资金投入。与北京模式相比，上海市增加了大量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建设，通过引入社会组织促进社区居民参与，一方面创新了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推进了社区自治建设，适应了基层治理结构的转变，但另一方面也大大增加了社会治理的运营经费，包括购买公共服务的费用、社会组织运转经费和人力成本等。研究发现，在上海市基层社区的治理创新过程中，实际财政支出增加了近1.5倍。此外，社会组织的资源供给结构相对单一，对政府的资源依赖使得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过程中往往被塑造为基层政府的帮手，承担了政府转移的部分公共服务职能，却极少自主开发供给潜在的社会需求和服务。最后，对上海社会治理创新的评估往往由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通过问卷、访谈和打分的方式进行，但这本质上没有让大多数居民参与进来，容易出现操作形式化的问题。换句话而言，上海的“政社合作”模式虽然依托强大的财源基础，但这种创新模式实际上导致了基层政府规模扩大，治理结构“叠床架屋”，财政成本不断增加等问题，治理效能的“性价比”并不高。
（三）深圳的多元共治与“社会”自我调节
深圳社会治理创新源自1981年以来的8次行政体制改革，一方面精简了机构和人员，另一方面也加强了政府的治理能力和调控能力，并促进了“强政府、大社会”格局的形成。正是由于行政体制改革，以及发达的市场和社会活力，深圳能够逐步推进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创新模式。通过改革创新，深圳不仅保持了政治稳定，没有削减治理能力，反而走出了一条低成本的社会治理创新之路。
深圳市探索社会治理创新的新途径源于其改革开放的前沿地位与政策优势。早在2005年，深圳市就开始推动社区工作站建设，2011年，深圳市建设了一批社区服务中心，到2016年已经实现了“社区中心”全覆盖，在改革放权的基础上建立了若干枢纽型组织或平台，各服务中心发挥着枢纽平台的资源整合功能。社区工作站和社区服务中心的建设使得社区的行政事务与居民自治事务分离，居民选举产生社区决议会，由居民决议会对社区建设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督管理，社区决议会对社区重大事项按罗伯特议事规则进行表决。行政事务与自治事务的分离使得社区居民能够决定社区内部事务，真正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提高了社区居民的参与度，也提升了社区自治的运行效率。
在资金支持上，深圳市政府也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探索建立多渠道融资机制。早期，深圳的社会组织诞生于台资企业、港资企业。随后，深圳向香港、新加坡、日本等地学习社会治理创新经验，大力推进服务类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经过长期努力，深圳民间公益类、服务类社会组织数量大幅度提升。政府通过改革赋权、搭建枢纽型平台和政策资金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资源支持，社会力量也得以在政府的引导下参与社会治理创新。
深圳的改革探索得到了中央的认可和鼓励。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对深圳“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明确要求，要求“加强基层治理，改革创新群团组织、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模式”，在社会治理领域“先行先范”。深圳重点培育了基层社区的多元主体自治格局，并推行了居民议事会、社区基金会、社区幸福资金等系列创新性制度安排。多元共治局面下的社会治理创新能够从社会中获得资金、人员、场地等资源支持，对政府的资源依赖程度较小，同时能够广泛调动社区居民的参与积极性，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社会服务尤其是基层社区服务供给的绩效，节省了政府行政治理成本，克服了行政化所导致的治理绩效缺失和激励缺失等问题。
四、新发展阶段的城市社会治理创新方向
基于以上分析，社会治理创新在北京、上海和深圳呈现出了三种模式，其资源依赖或者说资源基础也有很大的区别。北京、上海、深圳在不同现实状况的影响下选择了不同的创新路径。尽管三种模式下治理创新的资源支持主要都来自于当地政府，但依赖程度有所不同。北京模式下治理创新对财政资源的依赖程度最高且容易导致政策“空转”出现。上海模式下社会力量参与度相较于北京有所提高，但也增加了社会治理的行政成本，需要有强大的财政资源加以支撑，资金的使用也缺乏真实有效的监督评估机制。而深圳模式则具有资源整合的优点，这不仅有效激发了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创新，且在新发展阶段，对其他城市和地区而言，也相对更具借鉴意义——如何在保障党建引领的前提下更好发挥市场和社会活力，这不仅可能而且必要。因此，新发展阶段城市社会治理的持续创新，需要重视以下两个关键问题：
首先，财源问题是治理创新能否持续推进和维持的关键问题。社会治理创新离不开资源尤其是资金支持。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新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在此背景下，经济发展将由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财政收支压力增大，既有增长框架下的社会治理创新模式必然需要转换。城市决策者和政策研究者应正确认识新发展阶段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平衡关系，合理安排好财政支出，充分利用好财政资源，撬动社会资金参与，从而改变治理创新对财政资源的高度依赖。
其次，突出“社会自我调节”和“社区自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社会治理创新的最终方向。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是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社区自治已然成为我国基层社区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实现社会治理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推进社区自治，不仅符合法理要求，也是基于现实的财政基础考虑，政策制定必须考虑城市财政的承载力。
要提高社区自治能力，就要建立健全社区自治机制，拓宽多元参与渠道，减少行政色彩，避免形式化的治理创新。地方政府决策者应认识到，真正实现社区居民对内部事务的自治，引导社区居民和团体广泛参与公共事务，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群众团体的积极作用，几乎是所有发展型政府都必然会走过的一条道路。即便是财力雄厚诸如北京、上海，其社会治理创新也必须转换思路，及早调整政策，否则调整成本和压力将更大。
①孙发锋：《依附换资源：我国社会组织的策略性生存方式》，《河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②张小劲：《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六讲》，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8页。
③付建军，张春满：《从悬浮到协商：我国地方社会治理创新的模式转型》，《中国行政管理》2017年第1期。
④苗红培：《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重构——基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分析》，《广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⑤李明，龙小燕：《减税降费背景下地方财政压力的现实困境及破解路径》，《当代经济管理》2020年第9期。
⑥《北京年内拟定2050年建成世界城市规划报告》，环球网，https：//china.huanqiu.com/article/9CaKrnJn4Vk，访问日期：2021年4月2日。
⑦鲍宗豪，王瑞：《北京社会治理创新》，《中国建设信息》2015年第11期。
⑧岳金柱：《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实践探索与创新研究——以北京市社会建设专项资金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为例》，《行政管理改革》2017年第2期。
⑨葛天任：《治理结构与政策执行：基于3个城市社区建设资金使用案例的实证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7期。
⑩黄晓春：《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
11曹俐，雷岁江：《上海财政政策支持和促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创新研究》，《科学发展》2019年第12期。
（责任编辑：杨
婷）
篇五：全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100例深圳
2022年3月第25卷第6期中国管理信息化ChinaManagementInformationizationMar.,2022Vol.25,No.6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下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新路径探究——以深圳市为例肖?冰1，牙颖毅1，席?蕊2，李科霖1，李政道1（1.深圳大学，广东
深圳
518061；2.澳门科技大学
人文艺术学院，中国
澳门
999078）［摘?要］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深圳一直在积极探索“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径”，凭借着特区的优势立法先行，成功摸索出了网格化管理等社区治理模式，多元主体基层共治局面初步形成，在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范围内作出新示范。但深圳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仍然面临着社会形势复杂、治理人才缺乏及社会参与度不足等重重挑战。通过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章提出优化人才激励全国基层党代会上提出的“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提高基层治理能力”的新指示［1］，机制、优化法制与政策环境等建议，以期推动深圳基层社会平稳发展，促进超大城市社会良好运行。?［关键词］共建共治共享；基层治理；现代化doi：10.3969/j.issn.1673-0194.2022.06.060［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22）06-0185-061?????问题的提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围绕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主题展开，提出了“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伟大构想，开启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2］。基层作为社会治理中的必要根基，一会治理新局面好3个方面之间的关系：一是要厘清基层党组织与其他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和互动方式，解决政府行政机制与居民自治机制之间的冲突；二是要处理好人口结构对快速创新发展形成的制约，准确评估社会力量在中国基层治理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解决好人才缺乏和社会参与度不足的问题；三是要协调上位政策与周边政策的关系，利用特区立法权合理处理社会治理中法治建设滞后的问题，使得区域协同发展。由此，文章要研究的主要问题：第一，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理论框架下，深圳如何优化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的实践？有哪些制约性的障碍影响到社会力量有效参与基层治理？第二，在深圳基层治理的实践中，如何处理好自治与他治的关系？如何做好横向联动和纵向权力下放？第三，深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示范区，如何将发展融入治理之中，解决现存的法制和政策的落差现象，创新鼓励和引导性制度实现区域协调发展？2?????深圳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成效2.1???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提高健全并优化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当前亟待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而始终坚持贯彻党的领导则被认为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最大优势，基层社会治理的能力提升必须在党的全面领导下进行［4］。深圳市政府一直在着力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从严CHINAMANAGEMENTINFORMATIONIZATION
/185定意义上直接决定着整个社会治理的水平，会直接影响政府、社会及市场的治理现代化和治理效能。广东省深圳市不仅在经济领域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城市治理体系改革方面也硕果累累，在居民自治、社区党建、社区服务等方面更是探索出了一些极具地方特色、影响广泛的社会治理新模式，在城市社会治理方面积累的宝贵经验也为其他城市探索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提供了“深圳样本”。我国以深圳为代表的超大城市具有不可小觑的国际地位，容易受到城市规模、社会经济及政治地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从而引起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因此对于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每项决策都需要充分考虑文章认到其可能带来的国际影响［3］。基于这一背景，为，在探讨和分析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新路径的过程中，要清楚认识到现存基层治理的短板，准确处理［收稿日期］2022-01-08［作者简介］肖冰（1988—），女，广东深圳人，博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循环经济。
公共管理治党的新战略，始终把加强基层党建摆在至关重要的位置，采用了科学的制度设计和合理的人事安排，明确了党建工作的职责，把党建工作纳入基层工作的方方面面，推动党建服务基层治理，牢牢把握基层治理方向，其主要特点有以下几点。第一，充分发挥街道党工委的组织与协调功能，督促其自觉履行核心职责（推进党建事业、加强治理工作、提高服务水平），给其相关领导人赋予一定的任免权和相关决策权等；基层党组织全面落实上级部门下达的指示和要求，坚持群众路线，妥善处理民众内部的冲突和摩擦，促进了社会和谐有序发展。第二，全市截至目前已创建千余个党群服务中心，向群众免费提供了6000多个活动不遗余力地为广大民场地和5000多项便民服务［5］，众提供及时周到的公共服务。党组织还通过举办居民议事会等多种渠道和途径鼓励更多民众积极参与到社区事务中。第三，确定具体的党务宣传人员，根据职责要求、服务目标等全面统筹各个部门和岗位人员，完善了基层员工的薪酬制度和社会福利体系，不断完善和优化职业晋升路径，充分调动基层职工的工作热情，逐步构建能力出众、素养较高的基层社会治理队伍。2.2???网格化管理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精细化程度深圳在全国范围内较早实行了基层社区网格化管理制度，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与完善，网格化管理显著“网格化”地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的精细化程度［6］。是以区为单位进行规范统一的界定和划分，将其辖区范围分为3类，一是企业网格，二是城市网格，三是村居网格，充分地结合了城市管理与服务的基本要求和元素，将全市科学合理地划分为近两万个社区基础网格，打造了一支由万余名网格员共同构成的社区管理团队。网格管理工作在开展过程中，依托成熟先进的信息化技术，构建成熟可靠、安全便捷的社区网格管理大数据平台，同时研发并应用功能完善、性能稳定的大型信息采集系统，建立了一个涵盖人口、房屋等各种重要信息的数据库，为管理部门调取数据提供极大便利；面对不同级别的网格事件，创建了操作便捷的分拨处置平台，以此促进各类事件能够得到针对性、便捷化、规范化采集和处理；积极构建并不断完善网格管理机制，促进社区基础网格和多个相关部门之间保持实时高效对接，如公安部门、环保部门、消防部门等，从而使得社区治理效率和质量全面提升。自深圳实行了网格化治理后，社会治安环境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公共服务的供给更加全面细致，城市治理方面的基础信186/CHINAMANAGEMENTINFORMATIONIZATION息更加完备充分，有利于尽快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2.3???科技支撑社会治理现代化深圳为了突出地方特色，以绣花功夫之势加速推进智慧城市的建设，充分发挥了目前深圳工业信息产业的综合发展优势，把基础信息技术、智能化装备、数据服务融入社会治理实践中，让社会治理工作逐步朝着自动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使其治理效率和水平逐步提升［7］。一是创建了涵盖10个区、600余个社区的大型地址基础库，统一了地址规范和人口、住宅等的分类与分级标准，使得1100多万间房屋、60多万栋建筑物被赋予了“身份证号码”，高度整合基础信息，以适应社会治理的发展需求。二是运用大数据推进了智能治理的新应用，推广了“块数据+”技术应用，为向辖区内民众提供精细化、高效化、专业化服务夯实了重要的数据基础。例如，“块数据+商事主体登记”技术帮助工商管理部门破解虚假地址注册、无证经营等监管难题；“块数据+重点人员管控”技术帮助警务部门破解重点人员管控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大大提高了警务人员的排查效率和精准度；“块数据+疫情防控”畅通了疫情数据实时更新渠道，与医院、公安等相关机构的防疫系统相对接，助力疫情防控工作“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精细化和高效化管控、第一时间专业救治”。三是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构建并完善智能治理模式，创建了办案资料自动扫描、流程数据实时持续监督、各类数据实时传输和全面共享的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助力政法跨部门协同办案；制定了监管和规制行政执法机构的新制度，促进司法职责、制度得到积极贯彻和有效执行；对于“智慧环境”管控平台试点积累起来的成熟经验，不仅在全市范围内大力宣传，各相关部门还根据自身情况灵活合理地借鉴和汲取，妥善高效地处理各种冲突与矛盾。四是结合各个社区的实际情况，为其定制成熟完善且操作便捷的“智慧社区”平台，鼓励并引导更多社会力量投入到社区服务中。通过创建平台或者系统的方式全面打通居民和政府部门之间的“最后一公里”，使双方之间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实时化、高效化、精准化互动，由此打造深圳智慧服务型社区。2.4???特区法制与政策环境促进基层社会良性治理深圳一贯主张践行并优化经济特区社会治理的法治路径，不断健全相关机制，充分发挥了特区立法权的优势。一是保证社会治理各项工作的开展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深圳有关部门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平安
??公共管理建设条例》，对相关部门如何防范和化解平安建设的风险进行了明确规定，完善了法律责任的主体设定，并大力增强了科技对平安建设的支撑作用，力求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方面推进平安深圳建设。二是使当前面临的各种社会治理难题有法可解。深圳有关部门制定并发布了《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不仅充分明确了个人破产程序制度，还对各相关关系人的权责进行了详细说明，有助于推动社会信用制度的完善与优化；《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的颁布与实施也夯实了法治基础，率先表明了对“数据权益”保护的认可和支持态度，平衡了经济发展与隐私数据保护之间的关系。三是使社会中的各类冲突解决均能有法可循。《深圳国际仲裁院条例》的制定与发布充分发挥了仲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作用；《深圳市物业服务企业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办法》的公开征求意见也推动了物业服务企业积极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立法环节。其中，前海既是“特区中的特区”，也是法治文明建设的核心示范区，其创建的前海管理局更是我国首家保持高度独立性的法定机构。另外，深圳特区的消防立法、医患纠纷仲裁处理机制等一系列相关制度、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既与我国当前大力推进的立法服务制度改革相适应，也符合法治推动社会建设的理念和路径，促进了深圳基层社会的良性治理，使社会治理领域的每一项立法都能体现公平正义。3?????深圳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存在的问题及原因3.1???社会治理面临的形势仍复杂严峻随着深圳日新月异的发展，社会形势日益复杂严峻，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日趋复杂。一是公共场所人流密集，防范各类突发性事故的工作难度大。2020年，深圳地铁全年运送乘客为14亿人次，日均客流量585.36经深圳口岸出入境人员2459.9万人次，日万人次［8］；深均7.3万人次［9］。作为一座极负盛名的会展之城，圳每年的大型群众性活动十分频繁，面临的安全风险也异常突出。二是社会治安管理压力与日俱增。2020年，深圳市实际管理人口大约为1756万人，超过70%深圳市租赁住房以城中村的人口属于非户籍人口［10］；住房为主，不仅质量整体较低，而且功能严重短缺，难以全面满足居民的生活需求。全市110警情统计数据发布总量常年处于高位，涉黑涉恶、涉枪涉爆等重大犯罪时有发生，违法犯罪综合打击和侦查处置工作难度依然较大。三是社会冲突的消除难度大。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深圳市矛盾比较尖锐，仅2019年一年，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受理了各类案件近60万件，分布矛盾化解的在劳资、教育、金融等多个不同领域［11］，难度非常大；在互联网迅速发展的环境下，金融服务产业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风险，部分不法之徒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利用各种各样的P2P平台实施犯罪，给深圳市的和谐有序发展埋下了诸多隐患。四是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期待和发展失衡之间的冲突不断加剧。作为中国的一线城市，深圳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土地、人才等各类资源的严重匮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城市的现代化发展，再加上各类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对城市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3.2???吸引高层次人才缺乏核心竞争力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资源，也是创新活动中最重要的因素。深圳是一座因人才而兴、因人才而盛的城市，4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全国高素质人才的集思广益对深圳的快速发展功不可没，而深圳也在全国率先进行人才立法，不断完善人才支撑体系，从政策引才向环境、文化引才进化，着力构建人才宜居、宜聚的新格局。但必须正视的是，在各地人才竞争日趋激烈、优惠政策层出不穷的情况下，深圳引进人才也变得越发困难。深圳作为一个年轻的都市，学习借鉴了港澳台等地区社会治理的有益经验和先进模式，吸引了大批年轻人来深圳就业创业，显示出了这个城市的社会创新能力和极强的对外包容性，因此深圳在引才指数上表现出众，发展势头比较强劲，就业岗位也相对比较多。但年轻人也因此面临着较大的生活压力，房价高和医疗、教育等相关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的情况导致不少外地的高素质人才对深圳“望而却步”。纵使部分年轻人对深圳抱着较高期待，希望可以在此实现个人价值，但过了一定阶段后，人才流失率便会不断提高，其中包括杭州等城市在内的新起之秀就吸引并接纳了大部分从深圳等超大城市流出的人才。深圳的人才缺乏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深圳的房价、生活成本及职业发展等因素对创新人才的长期影响大，后续需以政策支持降低住房成本，增加能够吸引创新人才的事业发展机会、创新文化精神与氛围，增强深圳的城市竞争力；第二，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全球各国，跨地区、跨文化的各类人才汇聚于深圳这座超大城市，这种多样化的人口结构使得本身带有一定文化特征的移民人才难以很快认同深圳的文化形态；第三，高素质的专业人才高度依赖成熟完善的文化环境，而深圳还没有构建起与目前国情相适应的城市文化，应在经济迅猛发展的过程中尽快构筑起特色鲜明、成熟积极的城市文化，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12］。CHINAMANAGEMENTINFORMATIONIZATION
/18公共管理3.3???社会组织参与度不足社会治理需要党和政府的引领和支持，更离不开社会成员的积极参与。现阶段，深圳的社会组织保持着蓬勃发展的态势，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是在健全社区治理机制方面，还是引导更多民间力量参与社区治理方面，社会组织均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基层政府部门和居民之间起到了重要的纽带作用，辅助政府吸纳社区居民有效地参与到管理社区事务中［13］。但在目前的社区治理实践中，社会组织也存在参与程度不深、治理效率低、治理责任感不强等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社会组织在参与方式方面并未获得主动权，仍然处于被动状态，未以治理主体的角色开展社区治理工作，既不能参与社区决策，也无法在民主协商过程中发表意见、提出建议等，致使其参与层次过低。二是部分社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在资金、政策等方面离不开政府的协助与支持，自身独立性比较差。另外，受工作管理体系不完善、政府部门给予的协助不全面等各种因素的制约，社会组织的社会合法性与行政合法性之间严重失衡，由此制约了其治理能力的进一步提升。三是社区社会组织的服务机制不健全、服务内容相对较少、服务水平较低，特别是在社区协商等方面，参与层次比较低、治理意识薄弱、治理成效不尽如人意，切实阻碍了其自治能力的纵深发展，因此难以得到政府部门和广大居民的普遍认同和高度信任。3.4???区域协同发展对法制和政策提出更高要求要努力营造一个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既需要对现行民主法治体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也需要紧随时代发展不断完善和优化社会治理体系，促进深圳的治理机制日臻成熟，治理效率和质量全面提升，更好地满足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着力构建民主、公正的社会环境。深圳若想实现稳健持续发展，应高度重视区域协同治理。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发布，深圳面临着诸多宝贵的机遇，但也对区域协同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一个副省级计划单列市，深圳创新地通过特殊立法权实现了30余年的迅猛发展，但未来还面临着与上级政府、与平行区域如何协同发展的问题：第一，深圳的发展制度或与上位法之间存在一定矛盾；第二，各区域制定和实施的协调政策未能得到全面贯彻和积极落实，容易产生明显的政策落差。因此，深圳在社会治理的法治建设方面存在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问题，如区域上位法不完善抑或缺失造成社会治理政策方面的法18/CHINAMANAGEMENTINFORMATIONIZATION律机制不成熟。对此，深圳在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所需的制度环境需同上位政策等保持高度统一性和适应性，革新的进度也应和周边政策保持较高的契合度［14］。4?????以深圳为代表的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对策及建议4.1???优化人才激励机制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人才竞争都尤为重要，深圳应加强对各类高端人才的引入，持续推进人才发展机制革新，以市场为导向，构建并优化人才激励体系，通过顶层设计凝聚人才、留住人才，充分发挥人才深圳要率的作用，不断完善人才发展环境［15］。当前，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成先行示范，既需要构筑能够吸引人才的“软环境”，也需要打造减少人才流失的“硬环境”，以及聚集人才的持续发展机制。一是要优化人才激励体系和建立关键人才保护机制。一方面，要根据未来产业的布局创建相应的人才评价体系来吸引城市所需的人才，建立与人才经济贡献挂钩的市场化激励机制和特聘岗位制度；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核心技术人才的全面保护，特别是对涉及国家重大机密的高层次人才，务必要做好安全保护工作，对这类关键人才的流动建立制度防范体系，尽可能地减少高端人才的流失。二是要改善科研创新和产业环境，创建国际一流的品质生活城市。例如，推动实验室共享计划，打造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对全市的科学实验设备进行统一登记，开放共享渠道；通过产业集聚带动人才集聚，强化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优势产业，与莞惠协同实施产业分工和错位发展战略，预防产业空心化等现象；大力推进深港公共卫生管理体系的建设和医疗高端人才交流的合作项目，支持在三甲医院设立国际交流部等措施；加大对人才保障房和政府租赁房的政策力度，如期推动100万套人才房和100万个基础教育学位计划；加强国际文化设施的配套建设，着力引入国际水准的各类演出，打造区域性、标志性的各大剧场，增加博物馆和美术馆的数量，加大与全球知名博物馆的合作办展力度等。三是要加快建设一流的国际化高等院校，保障人才培养通道。借鉴上海纽约大学的成功范例，吸引全球排名前一百的知名院校到深圳合作办学，集中有限的师资力量和优秀的教学资源，优先发展部分重点学科领域，努力营造诚信、开放的学术氛围，吸引更多优秀的教师和留学生来深圳；借鉴陆家嘴金融论坛和博鳌论坛的成功经验，构建高端对话平台，鼓励引导深圳高新企业加入国际标准化组
??公共管理织和行业展会。4.2???拓宽社会组织参与社区自治的路径一是要创建与发展环境相适应的社会组织体制，促进各类不同的社会组织稳健发展。市政府应加强对现存社会组织的深入调研，全面准确地了解其实际发展情况，基于此制订针对性的培育方案，通过各级培育孵化平台，创设专项资金，重视并强化对各类社会组织的有效培育，促使其在短时间内取得长足发展。同时，应推行并实施精细化的管理模式，利用政府购买服务、提供项目经费额度等一系列方法，更全面地帮扶社会组织。此外，更应保持战略性发展眼光，引导社会组织逐步朝着现代化、国际化方向发展，在严格遵守国家和“进来”的条件，不断健全和优化监管机制，为涉外社会性组织实现现代化、国际化发展提供有利条件。二是要加快社会性组织的革新步伐。首先是群团组织，应立足于实际情况对其体制进行科学合理的改革，为其开展基层工作提供重要支持，保障基层基础工作顺利进行，促进群团组织进一步扩大服务范围，不再局限针对社会于某特定范围，而应扩展至基层［16］。其次，性组织制定科学合理的准入制度，通过出台法律、下达政策的方式降低其准入难度，精简审批流程，扩大社会性组织参与形式、运作形式的选择空间，以期在简政放权的基础上促进社会组织的优势和价值得到充分发挥。此外，完善各项配套的治理改革创新措施，针对不同类别的社会性组织制定并优化相关章程，及时调整退出制度。4.3???提高智能化水平一是通过成熟先进的科学技术合理调整并不断革新社会治理模式。利用先进的现代化技术，明确社会生产和社会组织间的关系，全面梳理并合理调整社会治理流程体系，促使社会治理效率和质量得到全面提可通过强大的大数升［17］。在互联网广泛普及的今天，据和信息技术建立街道信息化工作平台，减少信息在实际传递和渠道流通过程中所花费的时间；形成社区党组织、居委会、工作站、社会组织及居民等五位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同时创建成熟可靠的街道平台，促进政民之间实时高效地互动，为社区治理质量的提高夯实基础。二是积极构建“智慧治理载体”。首先，在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的基础上制定并优化“智慧城市综合体”体系，既需要在物理范畴内打造完善合理的“智慧城市综合体”，切实促进社会治理体系变得更加成熟、完善及智能化，也需要推动城市管理体系逐步朝着［1］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习近平主持召开基层代表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Z］.2020.［2］欧阳康,郭永珍.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以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治理理论为视角［J］.行政管理改革,2019(11):31-38.［3］鄯爱红,孔祥利.多措并举破解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难题［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8(8):46-49.CHINAMANAGEMENTINFORMATIONIZATION
/189现代化、智能化等方向发展。其次，全面推进“智慧公共服务”应用机制的贯彻与落实，全面加强在就业、文化等一系列公共服务范畴内先进成熟的应用系统的研发与引入，促进公共服务建设与管理逐步朝着现代应立足于实际发展化、智能化等方向发展［17］。最后，情况持续健全并优化“智慧安居服务”综合治理机制，灵活合理地应用各类前沿技术，如物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等，全面推出智慧社区服务、社区政务等。4.4???优化基层治理的法制与政策环境经过40余载的不懈探索和持续努力，深圳经济特区取得了长足发展，法治、智治、共治等理念的提出为深圳健全市场经济体系、优化社会环境等方面指明功经验的基础上，持续调整和完善基层治理体系，打造良好的治理环境，通过特殊立法权为后期革新夯实基础。首先，深圳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合理控制立法数量，适当地精简各类法律法规的内容，避免出现过长的篇幅，增强法律法规的严谨性和实用性。其次，关于牵涉多个部门且不同部门之间存在明显分歧的项目，立法机构的热情较低，难以顺利立项，对此应梳理并优化建议程序，推动政府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起草的整体统筹。立法机构也可通过委托其他机构的方式合理评价与调研其初步拟定的立法草案。此外，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应重视增加公众参与的环节，采取各种方法鼓励社会民众积极参与，充分发挥民智、聆听民声。最后，深圳还需加大市政府对基层社区法治建设的引导和管理力度。将社区法治组织建设纳入考核目标体系；对社区组织开展法律方面的培训，提高相关人员的法律业务水平；将行业服务等职能适当地移交给社区法治组织，建立起健全的相关规章制度；完善社区的法律援助制度；健全中介组织的司法鉴定程序、基层法律服务及公证服务等体系；推进法律顾问制度在社会治理中的合理运用。主要参考文献深圳需要在借鉴其他地区成法律、区域政策的前提下，全面调查并合理设定“出去”了方向。在后期发展中，2022年3月第25卷第6期中国管理信息化ChinaManagementInformationizationMar.,2022Vol.25,No.6项目管理人才培养的问题与应对策略张运嵩，蒋建锋(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摘?要］项目管理已成为企业改进工作流程和提高生产力的重要手段。项目管理的应用领域也从传统的工程行业拓展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行业，由此产生了对项目管理人才的巨大需求。目前，高等院校在项目管理人才的培养上还远不能满足行业的实际需求。文章深入剖析当前高等院校项目管理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基于项目管理教学中遇到的障碍，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应对策略。?［关键词］项目；项目管理；人才培养doi：10.3969/j.issn.1673-0194.2022.06.061［中图分类号］G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22）06-0190-040?????引?言项目管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二战期间美国的“曼哈顿”原子弹研制计划和20世纪60年代的“阿波罗”登月计划。这些超大型的研究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最早应用项目管理方法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从而使项目管理的概念、理论及方法在全球范围内受到重视，并直接促使项目管理作为一门学科兴起和发展。世界各地的项目管理学术组织的成立也是项目管理学科从经验［1］，如国际项目管理协会等。当前，来走向科学的标志［收稿日期］2022-01-12［基金项目］江苏省2020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于PMBOK的高职ICT专业学生项目管理思维的培养研究”（2020SJA1436）。［4］赵孟营.超大城市治理：国家治理的新时代转向［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8(4):63-68.［5］朱玳萱.“全民守法”与深圳基层治理法治化路径研究［J］.法制与社会,2020(4):191-192.［6］姚迈新.超大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地方实践与反思［J］.行政与法,2021(2):52-63.［7］张海波.大数据驱动社会治理［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7(3):64-73.［8］深圳晚报.2020年深圳人地铁日常：每天585.36万人次地下穿梭［N］.2020-12-22.［9］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2020年全年深圳口岸通关数据［Z］.2021.［10］深圳市统计局.深圳统计年鉴2021［R］.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3.［11］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年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Z］.2020.［12］周舟.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研究——基于理论创新和研究体系的分析［J］.延边党校学报,2019(4):60-65.［13］李晗.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下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以上海市为例［J］.现代商贸工业,2019(10):136-137.［14］赖先进.超大城市整体性治理机制探索［J］.前线,2018(11):72-75.［15］梁德友,徐诺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几个理论问题［J］.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8-19.［16］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17.［17］汪玉凯.提高数字治理能力是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J］.国家治理,2020(43):32-37.19/CHINAMANAGEMENTINFORMATIONIZATION
篇六：全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100例深圳
社会工作SocialWork深圳海山街道创新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机制杨 斌 黄小艳/深圳市盐田区海山街道办事处摘 要：基层是社会治理的深厚基础和重要支撑，治国安邦重在基层。社会工作作为一种治理社会的专业和技术，是基层社会治理中重要的服务型治理力量。通过回顾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各界对社会工作如何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多有讨论，但具体落实到基层街道和社区，无论是对街道干部还是社会工作者本身而言，均需要更清晰的指引。以具体的街道或社区为例，从顶层设计理顺社会工作者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具体职责和重要事项，搭建多元协同机制，对提升社会工作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成效有重大意义。关键词：基层社会治理；社会工作；三事清单；多元协同2019年8月，中央明确要求深圳市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中要加强基层治理，改革创新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模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社会治理的本质是要应对转型中的矛盾和问题，而社会工作是回应这些矛盾和问题的产物，是一种治理社会的专业与技术，遵循助人自助的价值理念，运用个案、小组、社区、行政等专业方法，帮助服务对象发挥潜能，协调社会关系，解决和预防社会问题，尤其在我国社会工作先行示范的深圳，经历了12年的发展，社会工作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更加凸显。537，户籍人口25908。街道共购买35个社会工作专业岗位投放于街道社工站、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综治办等，开展“专综结合”的社会工作服务，构建多领域、广覆盖的社工服务体系（见表1），确保社区居民，尤其是弱势和重点人群服务需求得到满足。然而，基层社会治理是一项具有复杂性的系统工程，社会工作者作为多元治理中的专业力量，也面临着专业性有待提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职责不清、服务行政化或同质化、服务隔阂等问题。为此，深圳市盐田区海山街道党工委、办事处以2019年社会治理“一街道（社区）一品牌”创建工作为契机，联合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工作学院开展课题研究，创新性从街道层面推出两份深圳市首创的社会治理机制，分别是《社会工作者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指引》（以下简称《工作指引》）和《社会工作服务多元协同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协同方案》），从顶层设计上进一步明晰了社会工作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职责和事项清单，旨在解决多元协同过程中多年的痛点，探索建立“政府主导、专业社会工一、海山街道社会工作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现状海山街道位于深圳市盐田区，下辖田东、梧桐、鹏湾、海涛4个社区，辖区面积5.57平方千米，常住人口79表1 海山街道社会工作服务岗位分布表服务领域民政、基层社会治理社区社会工作妇儿社会工作精卫社会工作禁毒社会工作社区矫正反邪教退役军人服务场域街道社工服务站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妇联综治办综治办综治办综治办社会事务办服务对象民政重点对象、社区社工、社区社会组织等社区居民，涵盖各类人群妇女、儿童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庭吸毒、戒毒、康复人员社区矫正安置帮教人员街道重点人员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投入社工数量/人6人每个社区5人，共计20人122112作者简介：杨
斌（1981—），男，汉族，广东省潮安县，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学理论、基层社会治理；黄小艳（1987—），女，汉族，河南安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养老保障、基层社会治理。Copyright?博看网www.bookan.com.cn.AllRightsReserved.26社会工作SocialWork作参与、社会协同”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社会化、精细化和专业化水平。助事”“转介事”几大内容。其中，参与类别从基层社会治理中选取四个较为关键的方向——“基层治理”“矛盾化解”“公共安全”“社区服务”，参与事项则应因岗位不同而有差异。表2以截取的街道社工服务站清单为例，在四大参与类别下，二、机制内容及亮点内容及亮点《工作指引》主要涉及社会工作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社工服务内容和途径、“三事清单”等几方面其主要逻辑是作用—内容—事项，回答了社会工作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作用是什么、能够做什么、具体怎么做的问题。1.将社会工作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具象化，提高认知度《工作指引》明确了社会工作通过直接服务、政策倡导、发展性参与、倡导传播协同合作的精神等途径参与社会治理的形式，并归纳了街道辖区社工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的三大作用：一是为困难群体、脆弱群体和其他困境群体提供直接的专业服务，包括给予物质帮助，在精神上、心理上和社会参与上提供服务与支持，使他们免于生活困难的威胁；二是通过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动员和帮助居民参与公共活动，参与社区协商，促进社区社会治理工作开展；三是通过链接资源、推动综合服务和干预，预防某些特殊群体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进而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通过整合梳理社会工作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能够加深各职能部门、社会大众对社会工作的了解。2.重新梳理街道八大领域社工服务，明确参与内容和途径《工作指引》对原本存在边界模糊、重复或已经跟不上实际变化的各领域岗位职责进行重新梳理整合，明确其服务对象以及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容和途径。如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包括开展社区需求评估、开展各类人群服务、社区融合服务、培育社区骨干和社区组织；社区矫正司法社工包括为矫正对象提供个性化服务、协助司法所开展社区矫正管理工作、开展社区法治教育和社区接纳性宣传等。3.创新性提出“三事清单”，分解具体参与事项在社会工作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基础上，将其分解为具体的工作事项，制定社工参与社会治理“主要事负责做”“协助事配合做”“转介事移交做”的“三事清单”，明确各领域的社会工作者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能做什么以及能做到什么程度。清单以表格形式呈现，纵向为不同领域的社会工作者岗位，横向设置“参与类别”“参与事项”“主要事”“协（一）《社会工作者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指引》罗列了社会组织建设、社区共商共建等8大参与事项，每个事项中，列出社工在其中的主要事、协助事和转介事是什么，明确重点。目前，街道35个岗位社工均有自己专属的“三事清单”，给予社工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更清晰的指导。（二）《社会工作服务多元协同工作方案》内容及亮点《协同方案》旨在明晰多元主体在社工服务重要环节中的职责，解决多元协作过程中的难点和痛点，具体内容包括搭建街道社会工作服务资源整合平台、建立社会工作服务转介和联动机制等内容。1.创新街道双百社工定位，搭建街道社工服务资源整合平台明确海山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为街道社会工作服务资源整合平台。发挥海山街道社会工作站的专业优势和能力，扮演资源整合者和中介角色，按照“一方统筹、多方联动、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的原则，开展沟通平台建设、信息收集和共享、资源匹配对接工作，推进街道范围社工服务资源共享，促进供需有效对接。海山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是盐田区首个且唯一的街道级社工站，作为全省15个“广东社会工作改革试点单位”之一，却不同于传统“双百”社工站点，深圳相对成熟的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决定了深圳双百社工从本质上必须与社区党群社工不同，避免重复工作，把重点放在民政重点服务对象和基层社会治理上。2.制定个案服务转介和联动细则，规范服务以个案工作为切入点，针对目前服务转介方专业水平较低、服务对象被多次转介等问题，制定《海山街道社会工作服务转介及联动机制细则》，明确转介范围、转介原则、评判参考依据、转介方资质、转介流程、转介双方权利义务等细则，规范街道范围的个案转介，促进转介双方的有效对接和联动，提高服务实效性。目前，这是深圳首份较为详细的个案服务转介细则，如提出了服务成效最大化、需求为本、重要且紧急需求优先、属地化管理4大原则，提出了岗位服务重点、服务对象（监护人）意见、督导意见、特殊情况4种转介与否的评判参考依据，并创新性地对被转介方的组织和工作人员提出了资质要求，如被转介方必须是具备独立法人资质的群团组织、民办非企业或企业，对被转介方27Copyright?博看网www.bookan.com.cn.AllRightsReserved.
社会工作SocialWork表2 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三事”清单（截取部分）参与类别参与事项基层党建工作重点培育社会治理类组织；基层治理社会组织建设培育街道善行银行服务组织；提升街道社工队伍综合素质和能力搭建街道社会资源对社区共商共建接中心平台，促进多元主体的资源对接和共享做好民政重点服务对象的矛盾化解社会矛盾源头防范定期探访工作，了解现状和需求，及时跟进协助街道、社区建立海山街道社会工作介入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机制各方主体资源供需对接提供咨询和资源转介服务挖掘骨干能人，协助社区组织发展主要事协助事指导社区社工开发党建引领社区社会工作服务项目或活动转介事服务对象如出现较高专业性或物公共安全特殊人群关爱服务民政重点对象，协助其个人和家庭解决困难协助民政部门完善服务对象信息登记和服务跟进质性救助的需求，如心理治疗、食宿救助等服务，需提供转介服务安全意识提升联动各部门开展公共安全宣导活动指导社区开发优质服务项目或活动，必要时协助社社区服务社区公共服务供给联合社区服务民政重点对象区公共服务进行资源对接；促成不同社区之间的联动或社区与相关职能部门的联动社会心理服务建设街道社会心理服务阵地和服务队伍建设中负责接受该服务的社会工作者的职级和专业证书也有明确要求。引有着强烈需求。海山街道办事处联合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工作学院制订的社会治理机制在深圳市均属于首创。一方面，其是根据海山街道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实际情况设计，可以针对性地解决海山街道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问题，促成常态的有效参与；另一方面，虽然不能生搬硬套，但其逻辑设计框架、内容对深圳市内其他街道以及其他地区有着较大参考意义。接下来将会在海山街道范围内落地实施社会治理机制，以机制支撑实践，助推社会工作更有效地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三、机制的运用随着社会治理重要性的提升以及社会工作发展更加成熟，社会工作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早已不是新鲜话题，各地都有不同的探索和做法，但通过前期调研，我们发现大部分社工对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比较茫然，不知道如何将基层治理与自己的本职工作相结合，对社会工作者参与社会治理的指Copyright?博看网www.bookan.com.cn.AllRightsReserved.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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